“柴晋川反革命案件”真相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柴晋川反革命案件”真相
本报记者 顾雷 谢石言
河北全省注目的柴晋川一案，是粉碎“四人帮”后，由河北省委前主要领导人亲自批准、制造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株连了大批群众和干部。党的三中全会后，柴晋川的家属曾多次申诉，要求妥善处理此案。但拖延到现在，才查清是一起错案，予以纠正。
柴晋川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曾任石家庄市劳动局副局长。十年浩劫期间，先后住“牛棚”、被巡回批斗，受尽折磨。粉碎“四人帮”不久，石家庄市公安局突然以“现行反革命”、“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等罪名将柴晋川拘留（隔离）审查，1978年9月，在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等同志召开的全市万人大会上，宣布将柴晋川逮捕。今年8月以来，经过河北省委和石家庄市委多次研究和讨论，认为：柴晋川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过去以“现行反革命”将柴晋川同志隔离审查、逮捕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都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无罪释放。但又认为：柴晋川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甚至有严重错误，释放后由纪律检查委员会继续审查，作出结论。石家庄市公安局已于9月30日将柴晋川无罪释放。
柴晋川究竟为什么被拘押、逮捕，而且久拖不决？为什么“无罪释放”后，还要继续审查呢？其中包含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揭批查运动，清查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成绩是显著的。但也有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权，还被一些帮派骨干或属于帮派思想体系的人把持着。在这些地区和部门，不仅不清查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而是乘机继续镇压群众，迫害老干部，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十年浩劫期间，石家庄市确有一批大乱石家庄，对一大批老干部进行残酷斗争，策动武斗，打死打伤不少革命群众的人。其中有些派头头，受到省、市委主要领导人的纵容和赏识，被“双突”上来，有的身居要职，却没有受到任何触动。石家庄市的清查运动，只是把柴晋川作为主要对象，用清查柴晋川代替了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河北省委前主要领导人和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等把柴晋川拘留审查、逮捕的罪名主要是两条：一条说柴晋川是十年一贯制的造反派、打砸抢分子；一条说柴晋川恶毒攻击周总理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经过反复查证，这两条罪名根本不能成立。
既然这样，为什么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河北省委前主要领导人和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还要用“四人帮”横行时的那种办法整柴晋川呢？据记者的调查，河北省多年来流行以人划线，凡是拥护省委前主要领导人的都是革命派；凡是对他的错误做法表示反对的，都是“反动流派”。此人及其某些忠实追随他而发迹的人，这些年在河北省用种种手段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数以千计的人致死、致残。柴晋川对这一点很愤慨，一直同他们的错误进行斗争。柴晋川写了大量上诉信、大字报和致省、市委的公开信，主要内容是批评这些人的错误的，概括起来有三点：
一、省、市委不给受迫害致死、致残和戴有各种帽子的受害干部、群众落实政策；
二、省、市委对那些不够入党条件而突击入党的党员不进行任何审查，不利于纯洁党的队伍；
三、省、市委提拔和包庇那些混入各级领导班子中有严重打砸抢罪行和有血债的人。
例如：
1973年4月19日，柴晋川给省委前主要领导人的信中说：“你们三级党委在落实政策中，必须承认执行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动路线，镇压了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绝对不能把错误和罪恶推到群众头上，不能讲过去的问题不提，特别是路线错了，不提是不行的。”又说：对“那些（为）林陈反党集团效劳的杀人凶手和打人凶犯，已经入了党和被提拔当了干部的，必须要根据党纪国法进行处理”；
1973年5月16日柴晋川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通过大量的客观实际（证明），河北省丝毫不想落实党的政策，仍然是捂盖子。捂盖子的主要方法是上欺下压。上欺党中央和毛主席，下压群众。压是为了捂，捂的手段是压”；
1974年柴晋川在一张大字报上点省委前主要领导人和张建尧的名字问道：“老反革命陈伯达反动表态后，在‘群众专政’、‘刮台风’、‘清队’、‘一打三反’中……不少人被打死、逼死和打伤致残，这到底算什么问题，你们有错没有错？”“你们不是经常说落实政策吗？落实七、八年了，你们落实了什么呢？”
柴晋川在1976年3月23日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揭露省委前主要领导人：“事实上下了贼船没有，肯定没有”。又写道：“在落实政策方面，党中央三令五申，可（是）河北省落实了什么呢？几年来，说一点不落实政策不符合实际，但是主要的问题一点也不解决，杀人犯和迫害人的凶手至今逍遥法外，而且入党、做官、掌权，至今如此”。
事实证明，柴晋川的这些公开的批评是符合当时河北省和石家庄市实际情况的。仅据石家庄市委的调查，在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石家庄市非正常死亡的近900人，致残和受株连的无法统计。
柴晋川的批评，捅到了以“一贯正确”自居的前省委主要领导人和张建尧的痛处。他们悍然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把柴晋川投进监狱。
那些自诩“一贯正确”的人，对柴晋川的迫害，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还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他们已内定柴晋川是反革命；粉碎“四人帮”后，立即指使公安部门迅速向柴晋川开刀，把他作为打击的主要对象。1976年10月20日夜，市公安局的一位副处长带人搜抄柴晋川的家，并以“现行反革命问题”将柴晋川拘留审查；11月23日，市委成立清查领导小组的第二天，张建尧就宣布柴晋川是清查对象，同时给柴扣上了“走资派、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四人帮’的爪牙、渣子、走卒”等罪名，并定性说：“他们反革命的性质与‘四人帮’是一样的”；12月3日，市委副书记张平在区、局直属单位一把手会议上，宣布了柴晋川的五大“罪状”，还诡秘地布置：“柴晋川等人的罪行不要具体讲了，对基层支部不要原文传达，要变成你们自己的安排，……”；12月17日，市委召开19次常委扩大会议，抛出了柴晋川的“罪行材料”，部署批判柴晋川。从此，石家庄各条战线、各行各业，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和具体安排，展开了对柴晋川的残酷斗争。1977年4月19日，张建尧讲话说：“对‘四人帮’及其黑爪牙柴晋川在我市的流毒和影响，决不能低估。彻底肃清他们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花很大气力，我们不能麻痹轻敌，一定要一个战役接一个地打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1977年7月11日，他在讲话中宣布了“战果”：“今年以来，全市召开批判‘四人帮’在我市的黑爪牙柴晋川巡回批斗会113场，参加批斗的达18万人次”。8月12日还说：“反革命分子柴晋川与‘四人帮’上下呼应，秘密串连，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初步查实，他们组合十一人为核心，有五十多名骨干，还有九十多名积极分子，跟他们跑的四百多人。”
整柴晋川是由市委副书记张平指挥王彤彬（现任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公安局的一个副处长负责的专案组进行的，对所有因受柴晋川牵连被拘押的人，进行逼供、诱供、指供甚至改供、代供，罗织柴晋川的“罪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顾党纪国法，使用特情手段取证，并认为用这种方法取得的材料是“过硬”的。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向省委前主要领导人和其他个别领导人汇报过，而且得到赞许。例如，有一个人写的一份“揭发”材料，原来并没有写柴晋川和“四人帮”有什么联系，专案组人员却在这份材料上用铅笔添上了经过四条渠道交到江青办公室。他们把经过这样篡改的材料，让所谓的证人重抄后放入柴晋川的案卷里，作为证词。这个人交出两份底稿，完全是由专案人员起草，指定抄出，作为柴晋川“罪证”的。记者曾找“揭发”过柴晋川的人了解情况，他们一谈到当时在公安人员威逼下，违心地写揭发材料时，无不感到内疚，有的人痛哭流涕。去年11月，张平、王彤彬等人还以复查材料为名，对写过“揭发”材料的人施加压力。石家庄印染厂一位工人在否定了他在看守所中写的揭发材料，实事求是地说明1974年发生的若干所谓事件和柴晋川没有关系时，有关人员恼羞成怒，威胁说：“你过去关于柴晋川，写了一本子材料，现在要翻案，那你也构成了诬陷罪！”
在全案过程中，正因为王彤彬等人用逼供信取证，所以这几年先后整理出的七份柴晋川“罪行材料”，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例如，他们说柴晋川通过四条渠道（另一材料说五条渠道，并画出了示意图——记者注）和“四人帮”挂钩，在最早的两份“罪行材料”都写上了，但在以后的几个材料中不得不悄悄地删去。又如，说柴晋川要夺市委的领导权，并有一个如果柴晋川当了市委书记以后的人事安排名单，因为查不到证据，所以除第一份材料外，以后的材料都不敢再写了。他们整的所有柴晋川的材料中，就是对柴晋川拥护邓小平同志的“罪行”只字不提！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最近竟然还有人不顾中央有关规定和刑事诉讼法，指定原办案人员王彤彬等参加对此案的“复查”工作。
柴晋川参加革命以来，就其全部历史看，表现是比较好的。在十年浩劫期间，他有错误，特别是在“批林批孔”期间，说过错话，办过一些蠢事，作为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这是很不应该的。但是，如果有人想在“继续审查”中，抓住某一点不放，夸大其词，无限上纲，以此证明逮捕柴晋川的正确，那是党的政策所不允许的。尽管在彻底解决柴晋川一案的过程中还可能遇到曲折和阻力，但落实党的政策，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的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