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先生产、后基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坚持“先生产、后基建”
有林
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不断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能否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正确处理再生产中的各种关系，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影响着经济效果的大小。建国30年来，我们从成功和失误中取得了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经验。“先生产、后基建”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
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
当年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大体上体现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大体上体现”，是因为这两对关系还不完全相同。例如油田为保持原来的生产能力而新开调整井和补充井属于基本建设，但不是扩大再生产；而在现有生产中通过提高设备利用率等办法，尽管没有搞基本建设，也可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不过，一般说来，当年生产主要是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而基本建设则是从事更新或增加固定资产的活动，是使生产规模得以扩大的重要手段。
在马克思所提出的许多对于一切社会都适用的再生产原理中，首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的是扩大再生产与简单再生产的关系的原理。研究这项原理，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和出发点，扩大再生产只能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扩大。衡量某一年度或某一时期再生产的规模扩大了多少，决不能只看设备能力比上一年度或上一时期增加了多少，而是要看生产规模实际上扩大了多少。在一个时期内，如果为了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基本建设搞得过多而使简单再生产萎缩了，那就应该说，这个时期生产的规模不但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研究这项原理，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能够用来扩大生产规模的，只能是存在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形态上的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数量越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就越大。而剩余产品没有别的来源，只能由已在进行的简单再生产提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在简单再生产内部生产出来的”（《资本论》第2卷第560页）。有正常发展的简单再生产为基础，再生产的规模才能不断扩大；相反地，要是以牺牲简单再生产为条件去“扩大”，那就必然适得其反。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指导上，就会时刻注意先安排好当年的生产，再去安排基本建设；就会在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中，首先满足现有生产对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要，然后再根据有多少剩余产品来确定基本建设的规模。真正这样做了，我们的基本建设才算是站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才能够脚踏实地地向前发展。
可是，多年来，我们不止一次地企图两脚悬空向前猛跑，结果每一次都跌了跤子。在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中，搞高指标，基本建设占用的财力物力过多，基本建设拨款占全部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全面紧张，在建项目不得不纷纷下马，已建成的企业不得不大量关停并转。1970年以后又重犯这样的错误，用挤当年生产为代价大上基建项目，结果又是不得不进行调整，而且至今还远没有完全调整过来。这两段，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即把本来应该用于当年生产的财力和物力移用于基本建设，造成了原有设备严重开工不足，而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又在新建。这种“重复建设”的状况，在农业机械和汽车制造业中特别突出，在其他部门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一方面是基本建设“大干快上”，另一方面是大量现有企业“停三保四”或者“停四保三”。据估计，前两年全国仅因电力供应不足而不能充分发挥应有效益的工业生产能力，占了全部工业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二、三十。开工不足的企业，有的甚至是刚刚建设起来的。建起来不很好利用摆在那里又去新建。正是这种不去加固而是破坏前进基地的做法，使我们的经济常常处于病态，结构很不合理，发展大起大落，经济效果很差，浪费十分严重。不彻底改变这种做法，我们的经济就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我们的经济工作就不能摆脱被动的状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随着这一方针的进一步贯彻，我们的国民经济必将从病态中彻底解脱出来，朝着现代化的目标，更加生气勃勃地大踏步前进。
如何理解量力而行
陈云同志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不适应的界限在哪里呢？起码是不能挤了简单再生产。如前所说，能够拿来作为积累的，只能是物质生产者所提供的剩余产品，而决不能从简单再生产正常进行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中挤出。所以，基本建设要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也就是要和表现为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的剩余产品相适应。而且能够用于积累的，还不能是剩余产品的全部，因为剩余产品中总要有一部分用来满足商业、金融、服务、文教、卫生、行政管理、国防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需要，因此我们常说的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的这个“力”，只能是经过一些扣除的剩余产品，而决不能是剩余产品的全部，更不能把为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要的产品也包括在内。基本建设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就是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不量力。
不量力而行会出现什么后果呢？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只能是事与愿违，后果很坏。先看不“量”物力。马克思说：“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资本论》第1卷第637页）如果去掉资本的属性，这对我们也是适用的。由于我们的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在分配物资时，只好留缺口。例如有许多建设项目分配到的材料只能满足需要的80％，在订货时只能订到分配数的80％，而交货时又只能拿到订货数的80％。经过三次折扣，实际拿到的不过是一半多一点。其余的怎么办呢？没本事的只好拖长建设周期，甚至停工待料。有本事的则到处钻，到处挖。结果是，一方面是挖当年生产，使当年生产所得到的某些原材料和动力等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互争物资，冲击国家计划，造成经济生活的混乱。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还会挤当年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这是因为，在技术没有多大变化的条件下，基建的摊子铺得越大，基建的队伍就越大，工资总额从而对消费品的需求也越增加；但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却妨碍拿出足够的物力去保证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的发展，妨碍提供足够的消费品。这样，必然使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失去平衡，引起一部分消费品脱销涨价，从而使职工的实际收入降低。用降低职工生活水平的办法搞建设，势必破坏劳动力的再生产，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从根本上背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我们决不能这样干。
再看不“量”财力。财力只是物力的价值表现，所谓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归根到底，就是有多少物资就办多少事。这二者在正常情况下，是一致的。然而，在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的时候，它们就不一致了。这时，国家不得不把本来应该用于其他方面的钱改用于基本建设，国家的财政开支不得不大为增加，从而造成支大于收，出现赤字。这种状况如果任其下去，就会被迫多发票子，导致通货膨胀。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都在推行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政策。这对于它们的经济发展确实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不过现在这种招数也渐渐失灵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实行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政策。特别是在许多物资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更不能实行这种政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多发票子，只能使物资的不平衡和财政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
这两年，我们的国家财政连续出现很大赤字，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为逐步减少财政赤字，实现收支平衡，必须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就得严格控制积累率。1979年积累率已经由1978年的36．5％降为33．6％，今年计划进一步降低到30％左右。这是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当然，这还很不够，还应该继续下降。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积累率占国民收入的25％左右，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目前我国基本建设还主要是由国家财政拨款，因此，为了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还得控制基本建设投资在财政开支中所占的比重。从历史情况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为37％；三年调整时期，平均相当于财政支出的30．2％。其他时期都远远高于这个比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保持在相当于财政支出的35％左右较为适宜。
立 足 于 挖 潜、革 新、改 造
“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和“先生产、后基建”紧密相关，可以说是“先生产、后基建”的补充和引伸。挖潜、革新、改造和新建都是扩大再生产的途径，但是因为前者是以原有企业为依托而进行的，因此比起后者更能够保证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马克思指出，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是外延方面的扩大，即“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也可以是内含方面的扩大，即通过提高生产资料的效率，来“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挖潜、革新、改造达到的生产规模的扩大，一般说属于内含的扩大。内含的扩大，靠更新设备，靠用效率更高的新的机器设备替换效率低的旧设备，也能够做到。在这种情况下，它又具有简单再生产的一面。就是由增加投资而引起的生产规模从内含方面的扩大，也和从外延方面扩大有所不同，因为它是在企业原有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另起炉灶，因此比从外延方面扩大，投资要少得多，见效要快得多。根据已有的经验，通过对原有企业进行挖潜、革新、改造，与新建企业形成同样的生产能力相比，资金大约只用三分之一，设备、材料大约只用40％。有的企业甚至只要改革一下关键部件，产量就可以大大提高。现在，一方面我们建设资金很有限，另一方面又有了近40万个技术多数比较落后的工交企业，完全应该立足于现有企业，把对它们进行挖潜、革新、改造作为重点。
这是不是说新项目一个也不上了呢？不是的。目前有些项目还不能不上，从长远看还要上得很多。但是，在财力物力比较紧张的现阶段，决不能多上，至于象投资一、二百亿的大项目，尤其不能多上。即使将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也不能丢掉量力而行的原则，盲目追求多上大项目。马克思曾经说过：“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资本论》第2卷第396—397页）多年来，我们搞的前一类项目过多，这是投资效果差、国民经济发展不够快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几年，正在上和准备上的前一类项目仍然过多。事实上，这些项目不少都是不具备上的条件，不需要上的。这类项目上多了，不能不妨碍我们拿出更多的财力物力，去补足“短线”，去改造现有企业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不搞这么多大项目，我们的经济会比现在活动得多，我们的经济工作会比现在主动得多。这个教训提醒我们，对于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必须引起特别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