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威尼斯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水乡威尼斯
罗荪
前几天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我仿佛又回到了威尼斯这个闻名世界的水城，又重新见到了浮动在威尼斯运河上的“刚多拉”游艇，见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们的伟大创造。两个月前的景象，又再现在我的面前。
维洛那的巧遇
我们在米兰先参观了一家规模宏大的蒙达多里出版社，第二天，又来到维洛那城参观了这家出版社的印刷厂。印刷厂全部是现代化设备。他们自己编辑出版的期刊有25种，承印的期刊（包括英、法等欧洲国家交印的）有100多种。一本280页左右的彩色画报的印刷周期（从付印到出书）只要48小时。
当我们参观结束，将要告别的时候，在大厅里巧遇著名摄影家乔治·洛蒂。很多人可能记得，在1976年黑云压顶的日子里，人们私下悄悄地传阅着一张给亿万人民带来安慰的珍贵照片——周恩来总理的照片。关于这张照片，曾经有过种种传说。据乔治·洛蒂告诉我们，他当时在《时代周刊》当记者。1973年，他随意大利外长梅迪奇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照片是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同志接见代表团时拍摄的。洛蒂说，他正好坐在周总理的斜对面，发现周总理侧坐在沙发上，神态非常自然。征得了周总理的同意，他就拍下这张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照片。照片当时发表在《时代周刊》上。他寄了一张给周总理，一张留在我驻意大利使馆，一张寄给了中国外交部。虽然这些照片寄到了中国，很多人却看不到。一直到“四五”运动时，才开始翻印，并逐渐流传到全国。
洛蒂讲到他当时拍摄这张照片时的感受。他说：一生中遇到不少人物，有的一见面就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有的虽然见过多次就象没有见过一样，毫无印象。这次见到周总理时，就有一种非凡的印象。他深深地感到这张照片的成功并不是他技术高超，主要是真实地反映了周总理伟大的气魄和坚强的毅力。
从洛蒂的谈话引起我一些回忆。那是1977年，我还在上海工作，有一位老朋友从北京带给我一张彩色精印的照片，说是夏衍同志托他带给我的。原来就是当年洛蒂摄制的这帧十分珍贵的照片，我立即把它悬挂在我那“三合一”的斗室里了。这在一年以前是要担风险的。那时，谁的屋子里挂上周总理的照片，就会有人打小报告。但是，什么力量能抑制得住人民热爱周总理的真挚心意呢？洛蒂这张照片受到人们的热爱，也正好表明这一点。
我们告别了洛蒂，从印刷厂出来，陪同我们访问的意大利汉学家安娜（她从事研究和翻译鲁迅、艾青的作品）告诉我们，去火车站还早，建议我们去访问住在这个城市的“朱丽叶”。她说当年这两个大家族都住在维洛那。我们高兴地随着她走街串巷去访问这位悲剧的主角。我们来到了卡倍罗街，走进一个相当宽敞的院落，右首有一排红砖砌成的3层楼房，除了墙壁上涂盖的灰色泥浆已经剥落之外，仍然那么整齐。这排房子的最后一间的2层楼上，有一个小小的阳台，安娜说，那间房子就是朱丽叶的居室。那个阳台，就是当年与罗密欧相会的地方。在那绿荫尽处矗立着一座青铜塑像，亭亭玉立的朱丽叶还在守护着她的居室，等候着罗密欧的复活。
对于这所“故居”，尽管没有人作过历史的考证，人们却愿意信以为真，何况这里的墙壁上钉着一块牌牌，写明这是朱丽叶的故居，又树立了一座青铜雕像，供后人凭吊。
威尼斯运河上的“刚多拉”
离开了朱丽叶故居，搭上下午5点24分开往威尼斯的快车，7点20分准时到达了闻名世界的水城。
一下火车，就见到了德·雅柯——意大利作家协会的总书记。他是一位很有风度的人，蓄着马克思式的胡子，十分沉静，似乎总在思考着问题。在接待我们的工作中，充分表现了他的热情和细致。我们一到罗马，他就在飞机场迎接我们，并在达·芬奇饭店的大厅里为代表团访意的全部日程，作出很好的安排——在短短10天中，我们将访问8个城市。他说：你们第一次来访问，一定要多看看，当然，这样会使你们很疲劳。我们也确实想多看看这个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没有提什么意见。
令人吃惊的是我们每到一处，雅柯总是先我们一步到，不仅为我们的访问作了妥善安排，而且每次他都是在火车站上迎接我们。威尼斯是我们访问意大利的最后一站，雅柯为我们介绍了这里的主人——作家、出版家协会的负责人和他的夫人。
名不虚传，我们一走出火车站，就是一条大运河，岸边停泊着一条汽艇。我们开始了第一次航行。运河是威尼斯的动脉，它是贯串全市交通的运输线。不消一刻，汽艇就停靠在巴乌尔饭店的大门前。这是饭店的专设码头，穿着制服的服务员很有礼貌地把我们接进了饭店的大厅。在我们等候办理住房手续的时候，送给我们每人一本印刷精美的彩色画册，让我们先从画册上欣赏一下威尼斯的风光。
第二天上午10点，雅柯陪同我们坐汽艇前往市政府。市长里戈和副市长里卡尼接见代表团。市长很年轻，不过三十几岁光景。在他热情的讲话中，提到了意中两国传统的友谊：早在一千多年前，通过“丝绸之路”便开始了交往。13世纪第一个到中国旅行的，是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他写的《马可·波罗行纪》，记载着意中两国之间的友谊。近年来两国的友谊有了很大的发展。他说，威尼斯和中国的苏州结成了姐妹城市。去年他已应邀访问苏州，后因威尼斯涨水，已漫到街市，未能成行，十分遗憾。不过今年10月很可能实现这个愿望。中午，市长里戈在都复尔尼饭店宴请代表团。席间，毫无例外，有一道马可波罗面条，这是我们到意大利后几乎每餐都有的一道用各种调料拌和的面条。据说这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学回来的，现在已成为意大利的名菜了。
市长因事要去罗马，没有来得及用最后一道草莓冰激凌，就提前告别了，这时他的夫人来到饭店同大家见了面，便匆匆赶往机场了。
在威尼斯的运河上，我们见到过三种船，除了我们坐过的、实际上成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汽艇外，还有一种叫做“刚多拉”的游艇，造型十分别致，两头上翘，尾端镶着一条形状如钥匙的尾板，船身很小，仅能容下2至4人，只有一个摇桨的船夫。运河上到处游荡着“刚多拉”。我们因为人多，每次都坐的是汽艇。
从饭店的另一大门（通向陆地的大门）出来，便有一条小桥，这里有不少摊贩，出售各种手工艺品，最惹我们注目的就是用塑料制作的“刚多拉”，上面涂着一层金光闪闪的色彩；因为这种造型的游艇，只有威尼斯这个地方有，就更富有纪念意义了，我们几乎每人都买了几条“刚多拉”。
还有一种是水上的“公共汽车”——威尼斯全城是任何车辆都不通行的，这种水上公共汽车，也是有一定的站，按时停靠，乘客可以随时上下，就象公共汽车一样。
我们为没有能坐上一次“刚多拉”而深感遗憾。
“双　年　节”
在我们到威尼斯之前，主人就给我们介绍了正在举行的“双年节”会，实际上是世界各国的艺术展览。今年有32个国家参加，每个国家在自己的馆里展出什么，由各国自己决定。除了美术和艺术工艺品之外，还有建筑艺术方面的展览，也包括室内陈设的家具设计等等。今年我国也参加了。在中国馆里，我们看到展出的是刺绣和绒绣，还有一些是彩印的宣传画。
有好些馆展出的是美术作品，好几个馆展出的绘画，大都属于现代画派。比利时馆展出的都是漫画、讽刺画。有一组画把当前世界各国的首脑毫无顾忌地加以漫画化。
双年会在海边一个小岛占了一大片地，各个展览馆的建筑设计也是各不相同，它本身也是一种建筑艺术。
上午我们乘船到岸边时，一排鲜艳的各国国旗，在海风中飘扬。一跳上岸，安娜就指着五星红旗告诉我们，中国国旗是第一次插在威尼斯的海滩上。
当我们参观完毕走出大门时，安娜又引着我们到海滩的左侧，指引我们看海滩上躺着的一位牺牲的女游击队员的雕像。她倒在海滩边上，涨潮时，海水冲到她的身边。原来是为了纪念这位在战争中英勇献身的烈士，艺术家别具一格地雕刻了这件富有艺术创造性的作品，给人们留下了极为生动的形象：一个女战士牺牲了，她安详地躺在祖国的大地上。
下午，我们散步经过卡利尔桥。桥上排满了商店，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我们经过一家叫契加的小旅店，墙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两行字：1786年9月28日到10月14日，歌德在这里住过。
我们还在一个广场上瞻仰了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喜剧家哥尔多尼的铜像。早在30年代，我国就上演过他的被称为“性格喜剧”的《女店主》。最近，北京中央实验话剧院正在演出他的《一仆二主》。哥尔多尼是威尼斯人，出生于一个医生的家庭，由于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戏剧爱好者，使他从小就对戏剧产生了兴趣。据说他9岁便写了第一个剧本，以后就一直热衷于戏剧活动，终于成为世界闻名的喜剧家。他一生写了一百多个喜剧，广泛地反映了18世纪威尼斯的社会生活和富有性格的人物。他的晚年境遇很糟，是在穷困潦倒中度过的，1793年死在巴黎。
从广场散步回来的时候，安娜告诉我们这里流行着两句诗：
这里什么也不生产，
一切需要都从海上送来。
这两句诗，说明威尼斯是一个传统的商业城市，但又有点夸张。我们在这里仅仅逗留了不到三天时间，就看到这里有过造船工业，“刚多拉”就是威尼斯的一种特产；我们还到莫拉诺岛上参观过一家玻璃料器厂，这里是手工操作为主，却生产出五彩缤纷、光耀夺目的产品，够得上是艺术品。尤其使人仰慕的是，在这个商业城市里，却孕育出伟大的人物，创造了精神文明，为世界文化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