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虚名的困扰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摆脱虚名的困扰
王涵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所长严东生最近对记者说，他有33个“头衔”，其他一些科学家也有类似的苦恼。为了改变这种兼职过多的情况，他提出了四条建议：（一）凡兼职过多的，可否根据各人的情况，免去一些，允许科学家拒绝或辞去若干兼职，以便集中精力完成本职工作；（二）要配备好秘书，特别是外文秘书，不然花在处理国际学术交往信件的时间实在太多；（三）不管是本职还是兼职，都可规定期限，不搞终身制；（四）减少社会活动，精简会议。即使兼任了职务，也不必逢会必到。
尊重科学家，安排以适当的职称，委之以重任，这种现象只有在科学受到重视的时代里才会出现，在中国则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的事情，当然是件好事；从另外一面看，科学家把大部分时间“泡”在会议室里，而不是蹲在实验室内，那是一种最大的浪费。试想：严东生同志的33个“头衔”，假如平均每个月开一次会，每次会议的时间平均为半天，那么，他每月至少要有一半时间是在会议室里度过的。若能把这一半时间的三分之二节约下来，用于科学研究，那么，同样这点时间，不是能为社会作出更多、更实在的贡献吗？再说，这33个“头衔”，多数是挂名的。荣誉性质的称号、职务，不应该一概反对，但是，过多的“挂名”职务，无论是对一个单位或科学家本人来说，都不会带来实益。
这一点，许多享有盛名的外国科学家都认识到了。1906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金的卡哈尔，曾用如下一段文字，叙说了他的苦闷：“贺电，贺信，学生和教授们的致敬，纪念奖状，科学和文学团体的名誉席位，城市里甚至小村庄的街道用我的名字来命名，巧克力、加香料的甜酒，还有其卫生价值可疑的药水都用我的姓氏做商标，邀请参加有利可图的投机买卖或想入非非的企业组织，迫切请求题词，请求会见，什么事情我都有份，什么事情我都得唯命是从，同时既觉得很感激，又觉得很苦恼……”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科学家的创造力如何，则可想而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哈里特·朱克曼研究了美国43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得奖后创造力的变化，发现其中只有13位有效地处理了伴随获奖而来的种种要求。她还考察了3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获奖后不久担任了重要的行政职位的情况，发现他们的科研创造力降低了66％。朱克曼感慨地写道：“成名之后，种种的需求和引诱相继而来。一旦他们对此屈服，这种明显的成功就可能毁坏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科学界的精英》，第341页）朱克曼是一位美国教授，她只看到科学家个人“屈服”的一面，大概不可能理解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还有党和政府安排的一面，还有其它这样那样的因素。但她的这番感慨，却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科学家作出一项重大的发明创造，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毅力，而摆脱种种虚名的困扰，同样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即此而论，严东生同志提出这四项建议的勇气，也是值得我们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