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几点意见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几点意见
鲍彤
对官僚主义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
我们吃官僚主义的苦头很多，但对官僚主义研究得太少。过去，我们谈官僚主义，主要是着眼于阶级根源。但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如果对官僚主义继续停留在这样一个认识水平上，就可能犯两个错误。一个错误，就是轻描淡写，麻木不仁，因循苟安，认为反正我们的官僚主义跟旧社会的官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算不了什么。另一方面，在看到官僚主义成堆的时候，又惊慌失措起来，看成是阶级敌人破坏，干部蜕化变质，企图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
这次中央提出官僚主义问题，是同制度和体制连在一起的，这就给我们打开了新的眼界。应该说，官僚主义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大量存在的，它跟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有关，跟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有关，跟我们的干部制度有关，也跟我们的干部构成有关。我们既不要对它掉以轻心，不以为意，也不要把它当作可怕的东西，一反就惊天动地。只有实际地把这种社会现象放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历史地现实地进行考察，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分析，采取慎重稳妥的政策和确实有效的措施，才有助这个问题的解决。
官僚主义表现形式很多：有干坏事的官僚主义，有想干好事而干了错事的官僚主义，有想干好事而干不成事的官僚主义，还有想干好事而不会干事的官僚主义。干坏事的官僚主义，很恶劣，引起民愤，但毕竟是少数。大量的、普遍的、常见的、在现实中重复多少次的，是干错事的官僚主义，是无所作为的官僚主义，——欲干不能，欲罢不忍，也是在官僚主义泛滥下的一种变态的东西——还有一种是不会干事的官僚主义，根本没有知识，也没有本领。除了干坏事的官僚主义之外，后面几种官僚主义恐怕是给我们痛苦最大，损害最大的，因此必须着重研究。我想这个问题不仅文化部门可以分析，其它部门也可以分析。
要克服官僚主义还要研究社会组织机构
我想应该分析，为什么干了错事而不能及时纠正，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不能纠正？为什么无可奈何的现象不能改变？尽管大家都不满意，但总是改不过来？为什么不会干事的人有权干事，而能干事的人却无法干事？这样一分析，就可以使我们具体地接触到体制和制度的问题。许多该由下面解决的问题，下面却无权解决，只好矛盾上交。负责批准的机关，又无法了解那么多的具体情况，不可能正确地解决矛盾。进一步想，又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事事都要请上级批准呢？再进一步想，为什么每一个单位都必须有一个上级呢？毫无疑问，国家机关，应该有上级下级。但是，非国家机关，比方说，工厂，商店，研究所，设计院，剧团，出版社，为什么非要找一个上级不可？大概是没有上级就没有经费、没有饭吃。那么，为什么必须由国家包饭，为什么不能自己做饭，为什么不能使许多社会细胞在互相交换自己活动的过程中互相服务，互相养活呢？恐怕将来所有的企业单位和许多事业单位，都需要同行政主管部门脱钩。行政部门不要老是把企事业单位抱在怀里，包在襁褓之中，一方面喂他，养他，一方面裹住他的手脚。行政部门累得很，企事业单位又动不了，吃不饱，长不大。要让企事业单位去为全社会服务，由全社会给他报酬。谁服务得好，就长得快，长得壮。谁不能为社会服务，就淘汰。这样，行政部门不背包袱，企事业单位也有责有权有利。上面可以少犯一点办错事的官僚主义，下面也可以少犯一点无所作为的官僚主义。上上下下，都解放了。
因此，我想一般地提出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的细胞之间、社会的组织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是服从、依附关系，还是什么关系？如工厂，必须属于某个部，不属于某个部的工厂是没有的。研究所也是这样，为什么一个研究所必须是某个部的研究所，它就不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所？一个部分成两个部，就要讨论研究所是属于你还是属于我，属于你的就不能接受我的任务，属于我的就不能接受你的任务。据说，只有这样，才叫归口。
为什么一个社会组织，科学的也好，生产的也好，文化的也好，总得依附于某个行政部门，才能表示它的社会存在？难道只有这样组织起来的结构，才叫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主义，恐怕马克思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讲过。这是列宁以后的变态。这种情况的存在，会阻碍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我们考虑社会结构问题时，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机械的观点，一种是有机的观点。我们考虑这个问题，往往习惯于采取机械的、服从的、依附的观点。如果不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细胞、社会组织的关系调整为有机的、互相结合的、互相制约的关系，官僚主义的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要反对官僚主义式的“管”
我们不是一般地反对管，我们只反对官僚主义式的管。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管。社会主义社会里也要有管，但这种管，不能苟同于封建社会的管。封建社会是上级压下级，一级束缚一级。我们应当是劳动者当家作主。凡是一个社会细胞自己能够管的事，就应当由它自己去管，或者叫做民主自治。一个社会细胞内部无法解决的事，又有不同情况，有的是几个细胞可以商量解决的事，那就联合起来办，或者叫联合起来管。还有联合起来也管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限度内，就需要有高度权威的行政力量来进行干预。这种干预，应当是为大家服务，帮大家解决问题，同封建社会的上级压下级完全不同。当然，自己管，联合管，行政干预，都是管，因此，要看怎么管。管得活，有利事物的正常发展，不叫官僚主义。如果管得死，妨碍事业的发展，当然是官僚主义。我们现在的根本问题是管得太宽，管得太死，管了许多不该管、不能管、也管不了的事，把许多上面解决不了也不可能由上面解决的问题，都弄到上面来解决。在这种领导制度和管理体制下，要求上面不犯官僚主义的错误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同志，即便是天才、伟大人物，在这样的体制下，都不可能不犯官僚主义的错误。
一个服从，一个依附，如果在一个小国家里，也许问题不会太大，但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就会出大问题；如果在一个落后的封建的国家，也许刚好可以适合它的很低的社会发展水平，但是，在我们这里，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这样一种体制所产生出来的毛病，造成的后果，会越来越严重。
改革体制一定要打破等级观念
如果我们的眼界不能越出封建社会中的公侯伯子男的观念，我们就会把机械的、服从的、依附的关系当作天经地义。所以，在改革体制过程中，非打破等级观念不可。1951年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安子文同志讲到，干部中等级思想值得注意。我们很多同志是一起出来革命的，回到家乡，人家就问，张三大，还是李四大，他管你，还是你管他。小孩受老师训，小孩就对老师说：我爸爸的警卫员比你还大。这样一种东西，是到了根除的时候了。我不是说这样的问题现在就能彻底解决，而是要彻底考虑这种等级观念究竟正确不正确，光荣不光荣，是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的，还是违反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是应该奉行的，还是应该抛弃的。当然，既然它是由一定的社会原因造成的，那么，要改变这些社会原因，是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工作的。应该通过制度的改革，为逐步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创造条件。
过去马克思说，劳动者应该成为主人。现在不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来束缚我们，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束缚住了。我们应该有勇气来面对现实，打破这种作茧自缚。我们现在存在着一个极大的矛盾，叫做正确的路线跟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我们的路线是解放生产力、发挥积极性，而我们的制度却是妨碍积极性，束缚生产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侧面之一，就体现在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上，也体现在根深蒂固的等级思想上。
（原载10月17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