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政权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读列宁的《论我国革命》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夺取政权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关系
——读列宁的《论我国革命》
宋洪训
《列宁选集》第4卷收有一篇短文《论我国革命》。文章总共不到3，000字，可谓言简意赅。这是列宁于1923年初在病中口授的一篇札记。
1922年底，列宁病势严重，医生不允许他读书看报，尤其不允许他伏案写作。列宁决定把自己对革命事业的一些想法用口授方式记录下来。《论我国革命》一文就是列宁生前口授的最后几篇论文之一。这是列宁积多年革命经验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
但是长期以来，康生和“四人帮”之流把这篇文章曲解为只讲革命、不讲发展生产力的文章，他们不顾事实，把它当作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法宝。这是对列宁思想的极大歪曲。
十月革命是在一个生产力不很发达、小农经济占着相当优势的俄国取得胜利的，并不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预期那样在生产力高度发展、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条件和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单独一个国家内首先取得了胜利。正如列宁在文中指出的，“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
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甚至象普列汉诺夫这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他们在十月革命前夕和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死抱住教条，一再叫嚷，“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以此来反对十月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十月革命胜利后，苏汉诺夫陆续写了四卷《革命札记》，重弹这类老调，以此来诬蔑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当时实行的新经济政策。
《论我国革命》一文就是列宁在病中看了苏汉诺夫《革命札记》后口授的。列宁严厉驳斥了苏汉诺夫的谬论和他的机会主义的学究气。列宁指出，苏汉诺夫等人所唱的无非是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个论点，第二国际考茨基之流把这个论点一再重复，并认为这是对评价俄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列宁指出，苏汉诺夫之流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迂腐到了极点，他们对革命的辩证法一窍不通。列宁责问道：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下的俄国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为什么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
列宁既没有否定生产力的发展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但也没有因此束缚自己的手脚，而是采取创造性的态度来对待夺取政权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问题。列宁所坚持的正是这样的历史顺序：无产阶级可以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大力发展生产力，追上别国人民。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里曾指出：当客观的革命形势业已成熟，无产阶级可以夺取政权时，如果认为生产力落后而不去夺取政权，那就是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认为夺取政权后，可以不去大力发展生产力，“纵容那些唱高调的人和清谈家，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些人表面上‘格外’革命，但要从事那种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并估计到最困难过渡情形的坚韧革命工作，却无能为力。”（《列宁选集》第3卷第551页）
前者的代表人物就是苏汉诺夫等人，后者的代表人物就是“左派共产主义者”。
那么，列宁在实践上是怎样解决夺取政权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的呢？请看历史。
在十月革命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布尔什维克党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并将土地交给了农民永久使用，把银行、铁路、外贸、商船以及大工业收归国有，从而掌握了经济命脉。列宁把这个时期称为“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时期。1918年3月，在列宁的坚持下，苏维埃俄国同德国签订了和约，使苏维埃国家获得了喘息时机，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
列宁当时强调指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将是长期的，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幻想，而经济建设任务也不可能解决得象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容易、那样迅速。列宁正是根据这个战略思想，提出了重心从“进攻资本”转移到“管理俄国”的任务上来。
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必须竭尽全力来利用喘息时机，大力发展经济，以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为此，必须相应地改变向资本进攻的方法，放慢剥夺资本的速度，甚至“停止一下进攻”。根据列宁的设想，必须在企业中组织对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并在逐步发展社会主义成份的同时，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把国内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同时采取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劳动纪律、利用专家（通过高薪）等措施来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
但是，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缺乏对俄国革命历史特点的认真分析，坚持一套极左的主张。他们起草了一个《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认为列宁的主张是要在“不进一步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甚至部分地恢复这种关系的情况下，集中全力去巩固和发展生产力”，这样就会走上“危险的道路”。他们认为，采取列宁的那条路线就会使无产阶级国家蜕化，使苏维埃国家有“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一边去”的危险。按照他们的意见，必须采取另一条路线，那就是“只靠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他们主张“彻底的社会化”、“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对有学识的专家和知识分子实施义务劳动”，“不给专家以高额薪金”，“不实行计件工资制”，等等。
列宁为此专门写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对这些“左”倾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列宁认为他们不了解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质，不了解俄国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以及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而乱叫“最坚决的社会化”、“彻底粉碎”、“完全打倒”等口号，这充分表现了在“左”的口号下拥护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行为的全部幼稚性。
“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列宁的批评下，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到1918年7月，“左派共产主义者”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并赞同列宁的主张，此后解散了自己的派别组织。
但是，列宁在1918年春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大纲的实施，被白卫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合谋发动的内战打断了。直到1921年春，才又实行了以粮食税、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
实行自由贸易、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让步，一种退却。但是，列宁认为这样做完全不至于破坏无产阶级的根基。他认为，在国家掌握大工业、运输业和外贸等经济命脉的条件下，这种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和监督下的资本主义。
列宁当时在谈到私人资本主义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时说：“这可能被认为是奇谈：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吗？”列宁自己回答说：“但这丝毫也不是奇谈，而是经济上完全无可争辩的事实。既然这个小农国家，摆脱了战争和封锁，在运输业方面遭到了重大破坏，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运输业和大工业的无产阶级领导，那末，根据这些前提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529页）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创造性贡献，特别是为在生产力不很发达、小农还占着优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在列宁写《论我国革命》一文的1923年，新经济政策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已经在实践中显示了它的威力，正如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说的：“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写论述俄国革命特点的这篇短文时，已无需多费笔墨来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观点，而只着重批驳了苏汉诺夫的“不可救药的错误”，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从上可见，列宁的《论我国革命》绝不是一篇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章，而恰恰是阐述夺取政权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关系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