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革而献身的谭嗣同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读史札记

为改革而献身的谭嗣同
王俊义
在我国近代史上以反封建的斗士而著称的谭嗣同，是一个为改革而献身的仁人志士。他的思想、著述和行动，犹如划破夜空的雷鸣闪电，在晚清思想界有重大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期的戊戌维新运动，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在遭受列强瓜分的危机关头，资产阶级的早期代表为救国图强而发起的一场重大政治改革运动。尽管这场运动还只是自上而下的改良，但对整个民族的觉醒，无疑有不可低估的进步作用。被称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左翼和激进派的谭嗣同，则是这个时期第一流的思想家。
谭嗣同之所以称为戊戌维新时期第一流的思想家，在于他能在当时的客观历史形势下，以冲决网罗的勇猛战斗精神，对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进行尖锐的批判，敢于迎着改革过程中的矛盾，进行斗争，直到视死如归。
谭嗣同进步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他斗争的矛头直指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他曾深刻地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对秦汉以来封建专制制度所作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
谭嗣同还痛斥秦汉以来的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他们“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而且“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一切酷毒不可思议之法，由此其繁兴矣”。他看到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这是对君主专制的大胆否定。
对于维护君主专制的封建纲常名教，谭嗣同也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为三纲五伦惨祸烈毒，“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
对于在纲常名教支配下的忠君、死节观，谭嗣同也予以反对，他认为对专制君主“犹以忠事之”，实则“是辅桀也，是助纣也”，如再为之殉葬死节，更是大谬不然，纯系“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
针对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种种倒行逆施往往都披着“君权神授”的外衣，谭嗣同论证了君的出现，以及君与民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就是说，君不过是民根据需要共同推举的，民对君既可共举，如果君不能为民办事，亦可共废，哪里有什么“君权神授”。这虽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却剥掉了涂在君主脑门上的神光圣圈。
对于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社会经济，谭嗣同也有所批判，他反对与世隔绝的“闭关绝市”政策；也反对那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同时，对于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官办、官督商办等封建衙门的办企业方式，也深为不满，“一闻官字即蹙额厌恶之”。
总之，谭嗣同大声疾呼，他要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冲决天（命）之网罗，……网罗重重，都要速其冲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大破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
远在谭嗣同之前，也有些进步思想家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过猛烈抨击，如清代前期的黄宗羲、唐甄等，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条件的限制，他们还不可能明确提出新的社会方案取代封建专制制度。谭嗣同与黄、唐等不同的是，他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鲜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
谭嗣同从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中得出结论：“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他主张“废君统，昌民主”。这些思想和主张，实质上是要求以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取代封建专制独裁。
谭嗣同还赞美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认为机器、轮船、铁路、电线等，“无一不规模宏远，至精至当”，用这些新的机器生产，“合而计之，一世所成就，可抵数十世”。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谭嗣同建议“尽开所有之矿以裕富强之民”，广开财源，奋兴商务。不能象封建专制那样，把民众束缚得死死的，“以民为圈苙中之牛豕，日夺其食，朘其脂，绝其生命，而苟焉以自救”。很明显，这些思想主张，都是要以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与生产方式，代替封建主义的落后技术和生产方式。
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谭嗣同还不可能直接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而是投身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实践之中，致力于当时的社会改革。不过，因为他具有民主革命的思想，使得他的改革实践，比之于同时的改良派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更赋有激进和彻底的特色。
这主要表现在，谭嗣同能随着客观历史形势的发展，弃旧从新，不断前进。谭嗣同本来是一个出身封建官僚家庭的贵公子，思想也趋向守旧，如他自己所说：“三十年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词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但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清政府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使他感到殷鉴不远，覆车在前，大大激发了爱国热情，思想骤变，“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4期），决心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方案。依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他认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旧文所能挽回者”，因此他“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就是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改变中国的落后面目。谭嗣同终于转变成为中国近百年来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识时务者为俊杰，谭嗣同正是如此。
谭嗣同变法改革的特点还表现在，他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不惜为之最后献身。当时的封建顽固派，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而且他们声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要改革变法谈何容易。但谭嗣同不为顽固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开始，他看到朝廷“无行法之人”，改革“固无望于当今之执政者也”，决定“先小试一县”，从局部有条件的地方做起，团结志同道合的同志，在其家乡浏阳、长沙等地，兴算学馆、创南学会、办《湘学报》，以衔石填海的精神，开风气，育人才，倡言变法，擘划新政。这些活动很快引起顽固派的仇视和反扑，致使一些维新活动的参与者，竟畏惧退缩，纷纷离去，谭嗣同则义无反顾地表示：“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可见谭嗣同是准备以杀身灭族之祸来从事改革的。1898年光绪要他到北京参与维新变法，他觉得“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满怀爱国热忱，应诏前往，积极从事变法活动。最后因封建顽固派实力强大，疯狂反对；再加之改良派只在上层活动，缺乏群众基础，他们对光绪抱有过高幻想，对顽固派的阴险毒辣又估计不足，终于导致变法失败。当顽固派手举屠刀对革新派残酷镇压时，维新派纷纷隐匿出逃。谭嗣同本来也有条件可免于难，但他毅然抱定：“各国变法，无不汇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矢志为改革献身。从容就义前，还在壁上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何等豪迈的气概。因而，不能把谭嗣同的殉难，只轻蔑地看作是为“酬圣主”而死节，应看到他是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为了改革事业而为国捐躯。他的死是仁人志士的高风亮节。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许多人都受到了谭嗣同的思想行为的影响。那位二十一岁就死于狱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邹容，就曾题谭嗣同的遗像曰：“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无灰。”（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编）
注：本文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多引自《谭嗣同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