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的继承问题讨论情况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道德的继承问题讨论情况
1962年和1963年，吴晗同志相继发表了谈论道德的三篇文章，提出了批判继承统治阶级道德问题，引起了关于道德的阶级性、继承性的讨论。
在讨论中，形成了多数文章否认统治阶级的道德可以批判继承的情况。后来，这个本来属于学术问题的争论，变成了政治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道德继承性问题成了理论研究上的“禁区”。
粉碎“四人帮”后，学术界许多同志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论述了自己的观点。
翁金墩同志在《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上，发表了《略论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一文。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道德又有继承性；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是对立的统一。
文章提出，首先，无产阶级应当珍视历史上劳动人民的优秀道德；其次，无产阶级也要珍视整个历史进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第三，无产阶级对历史上剥削阶级的积极的道德因素和成果，要根据无产阶级的实际需要加以根本的改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根据这个原则，无产阶级对以下四个方面的道德因素可以批判继承。（一）上升时期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是生产力发展的代表者。它们的某些道德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一些利益，它们的道德体系带有某些科学性的因素。（二）统治阶级内部少数进步政治家和思想家，比较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特别是有些“清官”，具有某些积极意义的道德观点。（三）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统治阶级中某些政治家或思想家的不顾个人安危以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四）对统治阶级旧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加以革命的改造，注入新的内容，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道德科学的组成部分。
黄万盛、王润生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关于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共同道德”的存在。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共同道德”的根源是“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的。“共同的历史背景”和“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共同道德的根据。保护社会生活环境的相对稳定，就是合乎不同阶级的一般需要的。而维护社会秩序的一些道德规范，就会成为各个阶级在舆论上保护和在行动上遵守的共同规范。
他们认为，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阶段的经济结构中的共同因素最主要的有两条。
一、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否认个人拥有一定的生活资料的合理性，无故掠夺或侵犯属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不仅是不合法的，也同样是不道德的。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形成的保护财产关系的某些道德准则就客观地延续到社会主义社会中。
二、不同社会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商品经济。等价交换、买卖公平这些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道德规范，也为社会主义社会所接受，成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不等价的交换、营私舞弊，是社会主义道德所不允许的。
他们认为：道德继承的标准是科学性、人民性与阶级性的辩证统一。
李凡夫同志在《哲学研究》1980年第6期上发表的《论共产主义道德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道德的历史继承性如果指的仅仅是道德概念的继承，那么这种继承就比较普遍，比较广泛。但是，它的意义就很有限。应该说，道德的历史继承性主要指的是本质内容的继承。如果这样，那就很难说新旧道德之间存在着继承关系。他举例说：剥削阶级道德中的“忠”，是共产主义道德所不取的。他又说：孔子学说的思想内容是代表封建剥削阶级利益的，为我们所不取；但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他在德才相互关系上反对片面性的观点，我们可以批判接受。
王锐生、蒋国田同志在《学术月刊》1980年第5期上发表的《从道德的社会性看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一文中认为：道德的阶级性并不排斥道德的继承性。道德的阶级性使不同阶级和不同社会形态里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互相区别开来，而道德的非阶级性（人民性、民族性、全社会公德等）则表现出道德的历史联系性。
姜法曾同志在《学术月刊》1980年第3期上发表的《道德没有继承性吗？》一文中提出：道德的阶级性并不否定道德的继承性，只是否定对旧道德遗产的无批判的兼收并蓄。
他认为：回顾60年代初期道德问题的讨论，应当吸取三条教训：第一，任何理论问题、学术问题的解决，都必须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自由讨论，而不要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匆匆作结论；第二，必须严格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第三，讨论道德继承问题，不仅是为了建设无产阶级的伦理学说和道德论，而且是为了更好地肃清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道德的毒素。
宋惠昌同志在《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上发表的《关于道德的继承性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引用了中国的和外国的事例，说明剥削阶级的道德是可以批判继承的。
（余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