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真实性与倾向性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关于文艺真实性问题的讨论

略谈真实性与倾向性
吴调公
近来，文艺界在讨论文艺的真实性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现实主义的最高原则是否就是写真实？作品的真实性是否有其客观性？真实性是否取决于作者的不同倾向性？检验作品是否真实的标准究竟是来自客观的生活还是主观的倾向？要写出文学的真实是以作家的高瞻远瞩的洞察力为前提，还是以作者只要能说出真心话为前提？等等。
在我看来，文艺的真实性是应该特别重视的，然而必须把对真实性的强调和对倾向性的强调统一起来，片面强调真实性恐怕是不很妥帖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种观点：文艺之所以具有真实性，就是因为作品客观地体现了生活的逻辑，这是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创作的结果，换句话说，是现实主义的艺术规律发挥了作用，如此等等。这种观点，是否对作家的世界观估计不足？是否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作家的倾向性，片面地强调了客观规律，而或多或少地抹煞主观思想？是否片面地强调了作为客观存在的如实描绘，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真实画面背后的意蕴和作者对生活的发现与开拓？
诚然，真实是文艺创作的基础。且不说王充的鼓吹“实诚”，就连公安派文人袁宏道也曾说过，真正的文学家总是“敝精神而学之，唯恐真之不极”的。之所以称真实为基础，正是说明作为现实生活反映的文艺作品应有其质的规定性。尽管古今中外所要求的作品的倾向性不同，但真实的作品受到欢迎，虚假的作品受到摒弃，却总是共同的。杜甫的“直取性情真”得到清人刘熙载的赞赏；潘岳的“口不应心，故为清高”，就受到后来元好问的抨击。主观感情的不真固然使文艺陷入歧途，客观生活反映的不真也同样使文艺堕落。但是，我们就能因此而把文学的真实仅仅局限于它的客观性之上么？不能。按照我的粗浅的看法：文学的真实性应该是作品的主观认识与其所展示的客观现实的统一。
为什么这样说呢？任何一种进入艺术范畴的真实描绘（是艺术真实而不是生活真实），都有其目的性，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为写真实而写真实。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的反复修改，“不敢失真”，正是为了在描写那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的“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必然命运。普希金费尽精神，广泛深入地调查有关农民英雄普加乔夫的历史和他生平战斗的大量材料，创作了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还普加乔夫以其真实面貌。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还不是出于进步的历史观和是非感么？
封建大厦的行将消亡，普加乔夫的永垂不朽，都是客观的历史真实。然而当它们被作家塑成杰出的形象时，“就不能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说出他或它们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就是艺术作品的新的作用，凭着这个，艺术成了人的一种道德的活动”（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任何真实的形象都不可能只是纯客观的描写，它们渗透了作家的艺术理想和审美判断，为其进步的世界观所主导。
艺术真实的创造，离不开作者的思想。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和判断，就不可能从革命事业的总体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不可能具有渗透在血肉的具体形象中的洞察力，“一下子看到每个现象，每件事实的面貌和后脑壳”（高尔基：《给亚·费·皮里古多夫》）。看到“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是龚自珍朦胧地感受到的当时开明的封建知识分子开始觉悟的真实。“太阳就在外面，太阳就在他们身上”，曹禺纵观所及的是工人阶级已经崛起并且大有前途的真实。
一面是生活的正确反映，一面是先进思想的反映；一面是与人民相通的作家的主观爱憎，一面是标志着历史前进或偶然倒退的客观潮流，这两者原来是没有矛盾的。只有先进的思想才能符合客观生活发展的规律，也只有运用先进思想才能还生活以本来面目。这是人所皆知的道理。问题在于，曾经有些人产生过一种偏激的思想。出于对林彪、江青一伙瞒和骗的义愤，出于反对“左”倾思潮对革命理想的歪曲和对不切实际的浮夸作风的深恶痛绝，他们在理所应当地强调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的倾向性和理想光辉的注视，未免不足。为了拨乱反正，为了更好地阔步向前，回顾十年浩劫，描绘这一场噩梦中人民的灾难，揭露形形色色的魔怪和蛀虫，让现实主义的参天大树的根株扎得更深更牢，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对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理解上，把作家思想倾向和客观生活对立起来，从而削弱了革命主观的作用，使得某些所谓揭示现实主义真实的作品，有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自然主义，或者沦为自然主义，就值得警惕了。
在这里我想谈一点揭露阴暗面与倾向性的关系问题。正如歌颂光明一样，揭露阴暗必然是有其出发点的。一个没有先进的审美理想的人，如何能有对丑恶的暴露和鞭挞？果戈理在创作《钦差大臣》时曾说：“我决定把当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一切丑恶的东西，一切非正义的行为都集中在一起加以嘲笑，而那些非正义的行为恰恰是在最需要人们表示正义的地方和场合下干出来的。”可见果戈理对正义的热爱，是他审美理想的泉源。嘲笑丑恶，对于审美理想、审美评价以至审美判断来说，并不是外在的。如果作者理想不高，或者认识不深，那么他就很难把揭露的阴暗面铸造成为足以提高心灵的艺术珍品。阴暗面是虚假的、丑恶的，的确是需要揭露的。然而揭露也还有一个倾向性问题。揭露的前提离不开全面的、准确的剖析，对人民内部的东西就更不能一棍子打死。揭露的目的不外使人们警惕，进而同那些低级的、丑恶的东西划清界线，有所觉悟，有所改正，有所提高。归根到底，把丑恶、低级的东西真实地反映出来，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文艺作品的积极的社会效果。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考虑，就是我们的倾向性，也就是我们的真实性的主导。
如果没有这种主导，作为文学作品基础的真实性是不可能坚牢的。既然忽视倾向性，结果就必然错误地认为只要忠实地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只要听凭纯客观的生活逻辑办事，看到什么就写什么，而无关于进步的世界观，结果就缺少了高尔基所强调的“洞察力”，从而将细节真实掩盖整体真实。同样，因为忽视革命倾向性，对丑恶事物的描绘就难免与客观主义为缘。此外，也可能由于作者的思想境界不高和审美情趣的限制，还多少流露津津有味的猎奇态度，有意无意地去渲染那些惊险的、惨痛的、奇特的、骇人听闻的情节；也可能由于思想偏激，把个别的、局部的社会阴暗夸大为普遍的、全局的社会阴暗，把某些变态、扭曲的精神状态渲染为对美的生活的憧憬和追求，把醉心全盘的西方文化誉之为思想解放。
艺术真实应该是生活真实的提炼，闪耀着作家思想光辉的某些本质方面的生活图画，又是从历史镜子中透露出来的熊熊的思想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