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极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河北省正定县吸取教训开始改变“高产穷县”状况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从极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
——河北省正定县吸取教训开始改变“高产穷县”状况
去年7月，一场毁瓜风波发生在河北省最早宣布为粮食亩产过“长江”、超千斤的正定县。留村公社的南庄大队坚持种瓜抓钱，留村公社负责人坚持毁瓜保粮。这次毁瓜事件，暴露了这个“高产穷县”的问题。
去年以来，正定县委从总结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了极左路线的危害。为了改变“高产穷县”的面貌，县委根据本县实际情况，提出稳住粮食，大力发展棉花、油料以及其他经济作物的方针，经上级有关部门同意，适当地调整了粮食征购任务，尊重社队自主权，只下达粮食产量要求，不下达种植面积指标。今年全县棉花、油料作物的实际播种面积都超过了往年。
正定县人民在过去近十年中，为了发展粮食生产，为国家多提供商品粮，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71年到1978年，这个县向国家交售粮食近五亿斤。但是粮食高产了，却没有使集体和社员随之富裕起来，相反，越来越多的生产队出现了“集体空、社员穷”的状况。除1974年外，这几年人均分配都不足80元。社员口粮普遍不足，从账面上看，每人平均口粮在四百斤上下，实际分到社员手里的没有这么多。有些生产队缺粮户竟占总户数的40％以上，社员只得到外县买高价粮糊口。越高产的社队，缺粮情况越严重。粮食产量越高，社员越穷。1974年这个县宣布粮食亩产过千斤后，纯收入比例逐年下降，有些生产队每年的纯收入不足社员分配的实物占款，只有靠贷款分配点现金。全县有50％左右的生产队还不清当年贷款，有些以累欠维持当年的再生产。到1978年底，全县累欠贷款达605万元。群众不满地说：“守着粮食山，缺吃又短钱，真叫人泄气！”
为什么高产又穷困？用这个县干部社员的话说，主要是被高指标、高征购“逼”出来的。
留村公社是正定县的一个缩影。这个公社原是一个粮棉双高产的公社，粮食过“江”超千斤以后，“鞭打快牛”的高征购越来越严重。从1971年到1978年，留村公社粮食增产的幅度为29％，而粮食征购却增长77．6％。上边继续压粮食的高指标，他们就只好在棉花地里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因为上级对棉花只要求面积，不要求产量。这个公社的干部说：强令毁瓜是错误的。可是，如果允许南庄搞棉瓜间作，口子一开，全社在棉田里套种的粮食就会被挤出来，高产指标、公粮、口粮都保不住，俺当干部的就要倒霉了。
据正定县粮食部门统计，1973年到1977年，全县粮食共增产485万斤，征购却增加1，748万斤，增购数超过增产数一千二百多万斤，其中有几年减产也要增购。这样，造成社会占有粮逐年减少。许多社队只好动用储备粮，一些生产队甚至借别队的储备粮安排社员的生活。有的队竟挖空了储备，挤了牲口饲料粮。
上级领导机关为完成征购任务。每到夏秋两季，“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在干部中大批“低产风”。1977年石家庄地区遭灾减产，省委前主要负责人亲自召集各县委常委开会，硬压大家虚报产量，搞高征购。谁要讲真话，就会受到责难。那些关心群众疾苦，敢于反映实际情况的同志，被指责为“替农民说话，为农民叫苦，立场有问题”。
和高指标、高征购伴随而来的是弄虚作假。为了保高产，以各种形式大搞“帮忙田”。前几年，全县每年多种小麦一万亩左右。扩种的产量计算在计划面积的产量内。另外，全县有收成的开荒地、闲散地8，800亩左右。这部分地的产量，县委逐年上报，而上级领导部门则把它加入计划面积以“提高”单产。由于不断地压高指标，批低产风，反瞒产，这个县不仅粮食的亩产量不实，各社队上报的总产量也还是一个疑问。1977年，全县25个公社有24个报减产，只有西平乐公社报增产，因此受到表扬。最近在学习《准则》中，西平乐公社初步核实，从1974年到1977年，共虚报粮食产量81万多斤。有的公社擅自改变国家规定的5斤鲜薯顶1斤粮食的折合标准，按4斤顶1斤分给社员。还有的社队给社员分粮食不扣潮，不扣杂质，变相压低了社员口粮。
正定县委为了保高产，保征购，保口粮，提出了“上高产，压低产（作物）”的口号，要求全县除玉米、小麦外，其他作物都要让路。其恶果之一是粮食踩着棉花的肩膀上，其他各种经济作物却被挤掉了。正定是粮棉集中产区，1971年棉花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35％。以后为了保粮食，每年棉花实播面积少于计划面积一千亩左右，而且棉粮间作，以粮挤棉，棉花种在次地，放松管理，再加气候影响，正定棉花产量直线下降。1978年亩产皮棉由1971年的120斤降到35斤。1973年到1977年，全县粮食共增产485万斤，棉花产量却减少475万斤。粮棉相抵全县减少收入四百多万元，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减少收入十多元。社员们说，丢棉保粮，就砍了正定人民的摇钱树！
为了保粮，还大量压缩油料和瓜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正定县北部老磁河一带沙地，适宜于种花生，为了上粮食，这个地区的花生地被砍掉了32，000亩，改种粮食。沙地种粮食成本高，收入少，远远不如种花生合算。曹村公社每年上报菜地1，100亩，实种只有800亩，结果造成许多生产队要到外县买菜吃，增加了群众的负担，这种情况在全县带有普遍性。
为了保粮，县委强调全党全民大办粮食，大搞“劳力回队”、“车马归田”。把社员家庭副业和一些社队工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批判，追回全部外出搞集体副业的劳力。实际上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全县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解放出来。这一大批劳力都被拘在每人一亩四分土地上搞粮。正定县林牧副业收入本来占总收入的比例就很小，这些年林牧业都没有什么发展。
为了保粮，不惜成本，不讲科学，盲目增施化肥和过多浇水，开支加大。据县有关部门统计，这个县粮食产量过“江”以后的八年中，农业总开支占农业总收入的比例逐年上升：1972年为36％，1974年为41％，1978年为53％。粮棉每斤成本（不包括用工）1978年比1974年分别增长16％、186％。农业纯收入逐年减少，1970年到1973年每亩平均纯收入为64元，而1977年和1978年每亩平均纯收入27元，下跌到1957年的水平。搞了二十多年又退回到高级社时期的水平。
1978年和1975年相比，全县农业收入减少二百多万元。而农业生产费却增加三百来万元，其中化肥费增加34％，机耕排灌费增加75％。这一增一减，集体共损失五百来万元，平均每个农业人口12．5元。
在越“左”越革命的政治气候下，全县推行“大概工”，大批劳动定额管理，在社队之间搞贫富拉平，限制社员现金分配，大砍“冒尖队”、“冒尖户”、搞“穷过渡”等，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正定县委认识到极左的危害，在提出稳住粮食，大力发展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的同时，还决定广开生产门路，发展多种经营，允许有一技之长的工匠艺人和生产队签订合同外出做工。到目前为止，全县养殖、种植和来料加工的生产项目已发展到三十多项、一百多种。
全县大力建立健全了生产责任制、干部岗位责任制和县、社、队、生产队之间的产购销合同制。强调加强经济核算，采取各种措施，降低生产成本。去年年终分配，社员人均达到九十多元，是十几年来分配最多的一年。广大干部群众看到这些变化，对改变“高产穷县”的面貌开始有了信心。
本报记者　侯志义　赵德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