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排辈小考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论资排辈小考
王志欣
论资排辈，古已有之。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氏族公社时期，人类处于蒙昧状态，没有文字，依靠结绳记事，组织和进行生产的知识和技术只有靠口头传授，个人的阅历是积累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唯一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经验最丰富的人才能当选部落酋长。到了奴隶社会，这种原始的论资排辈被奴隶主贵族沿袭下来，在一家一族之内担任族长的必须是岁数最大、辈份最高、阅历最丰富的人，而且享受生杀予夺之权。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论资排辈就成为一种制度。其中较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魏书·崔亮传》：“（崔）亮乃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历史上把崔亮按年限授官的做法叫做“停年格”。
从我国封建社会大体经历的三种用人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的变迁可以看出，尽管历史上某些帝王打着“礼贤下士”、“任用贤能”、“开科取士”的旗号，但论资排辈毕竟是常规。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的取士制度。起初还能以才定品，不甚讲究门第高低；但担任“中正官”（选官之官）的大权既然落在豪门世族手里，官吏的选拔、升迁就必然拘于门第，变为“门选”。结果自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因而“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九品中正制实际成了变相的世袭制。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本意是想打破门阀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择优取士，但实际上仍然没有超出数家谱、拘门第的格局。特别是唐玄宗时，侍中裴光庭曾提出“循资格”，主张选拔官吏，“贤愚一概”，都要“限年蹑级，不得逾越”。宋人范仲淹曾对宋朝的情况作过考定：“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答手诏条陈十事》）在宋代，“恩荫”之风盛行，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当官，有时并及于门客、医生，多至二十余人，甚至将其所得“恩泽”，“高赀为市”，“听其鬻卖”。这样，一批又一批纨袴子弟都可以不经过科举，而以“恩荫”名义取得高位。
按门阀取士，凭年资选官，靠恩荫做官，对选拔本阶级优秀人材，改革吏制，提高行政效率，有百害而无一利。有鉴于此，封建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曾对论资排辈的弊端进行过猛烈抨击。北宋中期与王安石同代的孙洙著有《资格论》，曾列数“循资格”的五大罪状，语言尖锐泼辣，痛快淋漓：“今贤材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抚弊，百吏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救者，皆资格之失也”。（《日知录》卷八引录）孙洙这个批判是非常切中时弊的。在宋代，大批缺德无才之徒迁入仕途，官僚机构极为臃肿，泛官冗员多如牛毛，常常闹到一官五、六人来做的局面，而且官场腐败，“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有八九”。所有这些，无不与统治阶级用人“循资格”，不问实际能力和政绩有直接关系。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在他的《明良论》里也曾作过一段精采的描写：“夫自三十进身，以至于为宰辅、为一品大臣，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尽管他们饱经宦海之沉浮，有丰富阅历，“然而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办起事来顾虑重重，忧心忡忡，且做官愈久愈贪恋职位。致使那些“英奇未尽之士，亦卒不得起而相代”。因此，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奄然而无生气”。这种描写实属真情，毫无夸张。据史书记载，在清代，“大臣任意因循，小臣效尤玩滞”，醉心于养尊处优，遇事互相推诿。上面交办的事，“经年累月，延续不报”，下级对上级则“事事转请，奏章繁多”，官吏“十分精神，三分办事，七分奉上”，毫无行政效率。更可怕的是官吏中多属庸才之徒，功业上毫无建树，能提出治国大计的更是寥寥无几。有感于此，龚自珍发出了“不可不为变通”的改革呼声。对此，梁启超也有同感。他在《少年中国说》中写到：“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摺，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待等捞得“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时，已是“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了。
论资排辈是封建社会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尽管有一些远见卓识之士对论资排辈的弊病进行过抨击，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