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利避害开财路 集体个人一起富——烟台地区农村经济调查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趋利避害开财路 集体个人一起富
——烟台地区农村经济调查
陈斐章 蒋振云
编者按：这份调查材料说明，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因地制宜确定生产、建设的方针，研究和制订趋利避害的具体规划，切切实实办好当前最关紧要的一两件事情，农村经济面貌就可以比较快地改观。当然，自然条件的好坏对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但更重要的是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是全力为人民谋福利的老实态度。有了这些，即使自然条件不好的地区，也是可以较快地改变面貌的。
我们希望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的同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多提供这样有实际内容的调查材料。
9月上旬，我们到山东烟台地区，作了近一个月的调查。总的印象是：集体经济巩固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社员群众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
一、社员群众正逐渐富起来
这个地区有些县，解放前比较穷，不少农民整户整户下关东谋生。解放后，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农民生活也有所改善。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怕农民富了发展资本主义，限制副业生产，限制集体分配，因而农民的生活并不富裕。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变。1979年，烟台地区社员从集体分配得到的收入（包括实物），平均每人156元，比1976年增加55元，比全省平均数81．5元高出近一倍，比全国的平均数83元高出也近一倍。全区有11个大队人均分配在300元以上，个别队达到四百三十多元；社员家庭副业收入人均四十多元；社员口粮人均513斤。社员在银行的储蓄，平均每户287元，不少富裕户在1，000元以上，有的户达到一万元。
社员收入增加了，第一件大事是盖房子。我们看过的一些大队，队队盖了新房。社员建房，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自己盖，自己住；一是大队集体盖，谁出钱谁住；一是大队盖，租给社员住。新建的住房许多是二层楼，上下各两间，楼上住年轻人，楼下住老年人。每户都有一个小院，有厕所，有猪圈，有鸡窝、兔棚，还可以种点花。威海市陶家夼大队，1977到1979年，盖了三幢居民楼，住了30户，每户居住面积五十多平方米。社员新盖房，一般都由大队统一规划，井井有条。黄县冶基大队已有20％的社员户盖了楼房，他们规划在1985年以前把全部平房改造成新楼房，这样可以腾出土地三百多亩，用来发展农副业生产。
社员吃的方面有所改善。吃得饱，细粮多了，还有肉吃。现在，啤酒已经成为农村的畅销品，社员过年过节、红白喜事、走亲串友，都想要啤酒。烟台市的啤酒厂，产量虽然不断增加，仍不能满足烟台地区城乡的需要。过去，社员能喝上地瓜酒就不错了，现在，要喝粮食酒，地瓜酒普遍积压。
生活上的显著变化也表现在穿的和用的方面。我们一路上看了几十户社员家庭，有的是队干部给安排的，有的是我们随意看的，几乎家家都有新被褥、崭新的木器家具和木钟、穿衣镜之类的陈设，有的还有沙发。自行车、手表，已经很普遍了。社员在田间劳动时，地边放有一排自行车。陶家夼大队的党支书告诉我们，全大队90％以上的青年社员下地戴手表；他在大队的收入算是中下等，一家4口人，有三辆自行车和三块手表。收音机几乎家家都有，不少社员家还买了电视机、洗衣机。社员穿的也开始讲究了，荣成县大鱼岛大队党总支书记告诉我们，高档的化纤料在农村畅销，十多元1米的来多少销多少。社员普遍反映，现在许多轻纺工业品买不到。
烟台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也有一些穷队，那里群众的生活还比较困难。1979年，社员从集体分配得到的收入，平均每人在80元以下的生产队有375个，占1．04％；其中在50元以下的有9个，在40元以下的有5个。今年，全区力争使所有生产队的社员分配都达到100元以上。
二、在多种经营上广开财路
烟台地区靠山傍海，大部分是山区和丘陵地，平原只占28％，有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自然条件。但是，过去长期偏重抓粮食生产，忽视多种经营，用大量的劳动力去搞农田基本建设。这实际上是避长攻短，消耗大，效果差。特别是在“四人帮”极左的那一套的干扰下，有的地方竟提出了“宁要一斤粮，不要百元钱”的荒唐口号，以致毁林造田、毁果种粮。其结果是，粮食低产区穷，粮食高产区也不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冲破了“左”的束缚，实事求是地考虑本地区的优势，因地制宜地确定生产方针，初步做到守海吃海，靠山吃山，从海中求财，从山上求富。就一个公社、一个生产队来说，根据本身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好一、两件关键性的事情，就可以初步改变落后的面貌。这是烟台地区近几年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原因。
烟台地区发展多种经营，有几个比较成功的经验：
第一，稳步地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扩大经济作物的生产。花生、水果是烟台地区的两大优势。过去执行“以粮为纲”单打一的种植方针，花生面积一减再减，最少时只有240万亩，许多亩产三、四百斤的花生地，拿去种粮食，却只能生产三、四百斤粮食；有些地方毁果种粮，得不偿失。“左”的做法硬是把优势变成了劣势。迅速扩大花生面积、退粮还果，对烟台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重大的作用。如何把花生、水果搞上去？烟台地区和一些县市的同志认为，粮食生产是十分重要的，调整农业内部结构，不能忽视粮食生产，不能用降低粮食总产量的办法来扩大花生和水果的种植面积，要千方百计地提高宜粮土地上的单位面积产量，以取得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在这个基础上来调整农业的内部结构。1979年，全区粮食平均亩产991斤，总产84亿斤，社员口粮513斤，与1976年相比，单产增加了201斤，总产增加了12亿斤，口粮增加了52斤。有了粮食，就为发展花生、水果和其他经济作物打下了基础。荣成县 1979年比1976年粮田面积虽略有减少，粮食总产仍然增长了20％以上。有了这个条件，这几年的花生面积从27万亩扩大到31万亩，增加了4万亩，水果增加了5千亩，单花生一项，收入就增加1，500万元。增产粮食采取的措施是：改变耕作制度，采用良种，加强生产责任制。这样做的结果，国家粮食包购任务没有变，花生的种植面积却大幅度增加了。
第二，多种经营的发展同农副产品的加工结合起来。全区有32％的山区、40％的丘陵，适宜发展食草动物。过去社员家里也养一些羊、兔、牛，但商品率很低。以奶山羊来说，羊奶大都用来喂老母猪，没有变成商品。1978年3月，文登县晒字公社因陋就简地办起了一个乳品厂，每天定时向社员收购鲜羊奶，生产炼乳和奶粉。这样，农工结合，农民看到羊奶有出路，养羊的积极性很高，到当年年底，奶山羊增加了近一倍，达到5，566只。奶山羊发展了，生产能力不够了，就采用县、社联办的形式扩大生产。1979年底，在原来土法生产的基础上，建设了日处理5吨鲜奶的乳品厂，生产昆仑山牌全脂速溶奶粉，经有关部门鉴定，质量达到了国家标准，销路很畅。去年，这个厂发放的鲜奶收购款109，900元，养羊户平均每户得71元多。
多种经营的发展，引起了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而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多种经营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使农民致富的良性循环。文登全县23个公社，适宜养羊的有16个公社，现在7个公社普遍发展了养羊事业。今年，他们正在再建一个县、社联办的日处理10吨鲜奶的乳制品厂。这个厂建成后，全县适宜养羊的公社，就可以普遍发展奶山羊了。一个乳制品加工厂带动了一大片社员养羊事业的发展，启发了人们的思想。养羊可以这样办，养兔、养牛、发展蚕茧，也可以这样办。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目前条件下，有些地方粮食亩产已经比较高，要再大幅度提高单产，不仅费工大，而且成本高，也比较困难。要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必须在多种经营上下功夫，而且要把单纯出售原料逐步改为出售加工产品或为大工业服务的初级加工产品，这条路是非走不可的。
第三，以城镇集体经济为依托，带动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烟台地区能工巧匠很多，有从事编织、绣花等家庭手工业的传统。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从事家庭手工业被当作发展资本主义来批判，农村多余的劳动力无限制地投入到这个大干、那个大干上，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甚至被扼杀。这几年，有些地方召开了能工巧匠的代表会议，为他们恢复名誉，鼓励他们在农村传授手艺；同时，大力发展城镇集体企业，并以此为基地，把农村的家庭手工业组织起来。一个一、二百人的城镇集体企业，联系和扶植成千上万个农民。蓬莱县绣花厂，只有职工166人。人数虽少，但办的事情很大，主要是靠社员搞的家庭副业。它在全县19个公社设有收购组，负责收购社员生产的梭子花边和草编织品，进行必要的加工、整修后出口。这个小企业直接联系着四万个家庭手工业者，去年一年，支付给社员的加工费多达900万元，平均每人可得225元。现在，烟台地区从事编织和绣花等手工业的已达90万人，占全区人口的十分之一。
第四，多种经营配套发展。烟台地区沿海各个公社的养貂业很兴盛，养一头貂，七、八个月就可以宰杀，每头纯收入30元，渔民们都乐于养。但貂要吃鱼，鱼源不多，影响养貂事业的大发展。最近，海阳县搞兔、羊、貂配套，在发展兔、羊的基础上，利用宰兔宰羊后的兔头、羊头和不能食用的下水养貂，已取得成功。推广这个办法，不仅在沿海可以养貂，在山区也可以养貂，这是很有前途的事业。目前，一些沿海县市正在发展对虾养殖业，也可以采取上层养虾，中层养梭子鱼，低层养贝类的办法，文登县张家埠对虾养殖场正准备进行这种试验。在山区，许多大队山、林、路综合治理，实现了山顶林、山腰果、山下粮。象这样多种经营配套发展的办法，显示着多种经营有广阔的门路，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三、把富的基础打在生产队
烟台地区的干部和农民，对集体经济是那么热爱与坚定，对依靠集体致富充满信心。他们说：我们要把富的基础打在生产队。
这种感情和认识，有着巩固的物质基础。（一）这个地区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高，总动力已达299万马力，平均每个大队290马力，主要农活都可用机械操作，机械化加强了农民间的经济联系，把他们连在一起了。（二）粮田平均亩产已达991斤，社员除留足口粮、饲料粮和种子外，每亩地平均向国家提供219斤商品粮，个人能力再大，也不易达到这样的高产。（三）多种经营广泛发展，从事这方面的劳动力已占农村全部劳动力的45％。（四）社员从集体得到的收入年年增加，最近几年，平均每人每年增加20元左右。同时，与物质基础相适应，干部也积累了管理集体经济的经验，并有了一定的水平。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前两年，烟台地区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方面，也出现过一次小的折腾。在1977年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曾经在这里刮起了一阵“富过渡”风，个别县70％的生产大队过渡到了大队核算，有的还实行了公社核算。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在肃清极左的影响时，敢于实事求是了，干部们面对现实考虑问题，那些一哄而起的大队核算和公社核算单位，退回到生产队核算，受到了社员的欢迎。这次折腾，给经济带来了一定损失。荣成县大鱼岛大队参加公社核算后，就损失了500万元，至今公社还欠大队200万元的债。
从大队核算退回到生产队核算以后，农村普遍推行了生产责任制。农业队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是包工到组，责任到人；由于生产队从事多种经营的人数较多，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始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沿海的渔业队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大部是实行包产到船（一对），超产奖，减产罚，把责任制和产量联系在一起了。
现在还保留下来的以大队核算的单位，大部分是在粉碎“四人帮”以至“文革”前就实行了，历史比较长。我们考察的几个大队核算的单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大队有比较雄厚的积累；大队经营的工副业有比较充分的发展；大队一级的经济收入的比重超过了生产队收入的比重；大队举办了大量的集体福利事业。
象这样的大队核算单位，有没有平调？黄县冶基大队党总支书记告诉我们：生产队的收入只占大队总收入34％，现在是生产队共大队的产，而不是大队共生产队的产。看来，他们认为大队核算是可行的。我们在同一个县的下丁家大队，却听到另一种考虑意见。这个大队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与冶基大队大体相似，去年平均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到245元。不同的是地处山区，社员居住比较分散，有8个自然村组成。大队党总支书记告诉我们，大队核算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队负担太大，又是农业生产，又是工副业生产，照顾不过来；二是还有那么一点平调。他们打算改为生产队核算，以便大队集中力量抓工副业生产。象冶基大队、下丁家大队这样的单位，究竟实行哪一级核算对生产有利，当地的社员群众最有发言权，切忌“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