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是怎样取得胜利的？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是怎样取得胜利的？
郑学凤　黄少群
关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过去的党史（包括展览），因种种原因宣传得很不够，几乎成为党史上的一个空白。事实上，第四次反“围剿”取得很大的战果，我军首创大兵团伏击战法，连续歼敌三个师，缴枪万余枝。蒋介石在此役中比前三次失败得更惨。毛泽东同志后来称赞这次战役是一次“大胜仗”。1936年在延安他还对埃德加·斯诺说过，南京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西行漫记》第155页）蒋介石在四次“围剿”结束后，在给他的“中路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也不得不承认：“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
国民党蒋介石在一连三次进攻中央苏区失败后，并不甘心。从1932年6月起，蒋介石又调动兵力对苏区实行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这次反革命“围剿”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进攻鄂豫皖和洪湖根据地。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致使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10月退向川陕地区；洪湖地区红军也因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而退至川黔边境。1933年1月，蒋介石得以集中五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攻，开始了此次反革命“围剿”的第二阶段。中央苏区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和困难。
这时，毛泽东同志已被王明路线排挤离开了红军。但由于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坚持了正确的作战原则，用不长的时间，在苏区军民齐心努力下，终于使这次战役取得了胜利。
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条原因。
第一，应该肯定，这次胜利是在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取得的。
1931年1月四中全会王明路线统治党中央后，即对毛泽东进行排挤和打击，把“左”倾路线推进中央苏区。中央多次批评苏区中央局没有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在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四次反“围剿”开始前夕，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又发了一份很长的指示电，污蔑毛泽东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并认为第四次反“围剿”决不要“重复去年的消极态度”，认为这是“极大的危险”。
1932年8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即“宁都会议”）上，遵照中央长电指示精神开展了所谓“反倾向斗争”，对毛泽东进行排斥打击，并不顾周恩来的坚持，最后以所谓“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为由，而在实际上撤销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会议并完全根据中央精神，进而强调提出要“在今年采取积极向外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争取和完成江西及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方针。于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者就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了他们的政治和军事路线。
对于当时的中央全面否定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作法，周恩来一开始就表示了不同意见。周恩来随军在前方，没有参加“宁都会议”，当“留在后方中央局同志”“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指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的意见时，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而“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他自己“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10月制定《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役计划》，仍签上“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周恩来本人以“代总政委”名义副署。在毛泽东被排斥出红军的领导岗位，去瑞金之东华山养病的情况下，周恩来不惜冒“左”倾路线者之大不韪，在“绝对秘密”的“战役计划”封面上，公然写上“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的批示。他和朱德等同志制定的战役计划，仍然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的原则，采取声东击西，疲惫敌人，择其弱点，各个击破，集中红军主力，求得在运动中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击破敌之主力一路的方针，终于夺取了这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二，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取得，是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坚决抵制“左”倾军事路线，坚持正确的作战原则的结果。
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同志，1933年初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博古不但是临时中央负责人，也是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者。他们从“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观点出发，屡电前方，指令要攻占敌人有重兵把守且有坚固工事的南丰和南城。
攻取南丰和南城，1932年红一方面军北上作战方案原有此议，但后来敌情变化，我们的战略亦必须改变。而中央和中央局不顾前线指挥员多次提出的战略计划，“累电”红军去“攻破城防”，“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
对这种脱离实际的武断命令，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致进行了坚决抵制。1月30日，周恩来代表前线负责同志发电中央局，批驳了他们的错误意见，提出“中央累电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并分析了攻城有五不利，并鲜明地表示：“我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而应“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总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兵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周恩来在电报中最后还向中央局公开申明：要求
“中央局诸同志同意此意见否，望于明日简电复，过期因时机不容再缓，我当负责决定。同时仍请中央给以原则指示”。
2月7日凌晨一时半，周恩来又发了《对中央局命令攻南丰部署的几点意见》的致中央局电，再次强调红军战略应是“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在运动中消灭增援敌人。并一再说明：中央局先攻南城的指示，“在目前敌情与地形上是不可能的事，请中央注意”。
2月1日我军进围南丰，并没有按照中央局命令“猛攻”南丰，而是按照周恩来、朱德的部署，实际上是一种“佯攻”，即其目的不在于打下南丰，而在于调动敌人提前分兵增援南丰，“以乱其计划”，并便于我在运动战中消灭敌军。所以当得到敌之第一纵队果来增援南丰的情报，于是我军“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5页）东陂、黄陂两战役均是采用山地伏击战而取得胜利的。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实践，完全证明了周恩来、朱德等提出的战略原则是正确的，体现了无产阶级军事家周恩来、朱德卓越的军事才能。
第三，地方武装、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作战和支援，对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各级地方政权的领导下，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刚开辟的新苏区）都站在我们这一方面，不但以人力、物力大力支援红军作战，而且很好地帮助红军封锁消息，保守秘密，监视坏人。作战过程中，以数万红军在边区大规模的行动，敌人始终不知我主力所在地，使我军能够做到出敌不意袭击敌人，正如朱德同志所总结的：“开一大部队袭击之战例”。这与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摘自《党史研究》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