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虚心求谏到骄傲拒谏——读《贞观政要》之一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读史札记

从虚心求谏到骄傲拒谏
——读《贞观政要》之一得
任汉文　杜经志　穆福田
如果要全面探讨一下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产生“一言堂”的种种原因，恐怕就牵扯面颇广，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尽意的。最近，笔者读到《贞观政要》这部史书，感到它为我们研究上述问题，从一个特定角度，提供了一个历史的鉴戒。《贞观政要》是唐朝玄宗时期的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吴兢编著的一部类似“实录”的史书，凡十卷四十篇，很是好读。难得的是，此书不仅精彩地记述了唐太宗李世民执政初期善于纳谏的恢宏气度，而且也如实地记载了这位风云一时的帝王由纳谏（当然还有知人善任等一些其它原因）而取得统治成功，又因成功而骄傲而拒谏的历史转变。这种转变，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个典型。因为它表明了一条规律：骄傲和逢迎往往是一个政治家走向自己的反面的阶梯。
一篇中国古代史，谁是最有“民主”气的帝王？这顶桂冠，大概非唐太宗莫属。唐太宗执政初期，确实很能够虚心纳谏，很有点子“群言堂”的味道。为了引导大臣们讲话，尤其是讲和自己意见不同的话，他曾一度抛掉至尊帝王“金口玉言”的陈腐观念，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也会犯错误。贞观四年，当着文武百官，他激烈地批评隋文帝“每事皆自决断”，“未能尽合于理”，接着就直率地承认自己“日断十事，五条不中”，“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卷一“政体”）这个正确认识，无疑是他纳谏的起点。他还常把自己比作一块未经冶炼的矿石，“金之在矿，何足贵哉？”他把敢于批评他的过失的大臣比作善于炼金的“良工”，“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卷二“任贤”）因此，他常常重赏那些犯颜直谏的臣子。贞观初，太宗判处一位大臣死刑，另一大臣孙伏伽认为“法不至死”，当面批评他“滥加酷罚”。太宗不但接受了批评，还把兰陵公主园赐给孙伏伽，以奖励他的忠直。（卷二“纳谏”）大臣魏征同太宗共事十七年，所奏二百余事。为了匡正君失，他常与太宗当朝辩论，寸步不让，甚至唇枪舌剑，使太宗下不了台。太宗非但不罪，反而多次赏赐。仅《贞观政要》所载“赏绢”一项，就不下千匹之多。高价征求批评，导致进谏成风。大臣“上书奏事，条数甚多”，太宗“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卷二“求谏”）鉴于阿谀之徒常塞忠谏之路，唐太宗多次严厉批评阿谀谄媚的歪风，以为群臣戒。他谆谆告诫群臣：“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卷六“杜谗邪”）他斥责那种“苟在阿顺，事皆称美”的臣子，“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只会照抄照传他的话，任是什么人都干得来。（卷一“政体”）由于唐太宗的倡导、鼓励和身体力行，贞观初年，统治集团中确实出现了人才济济、言路畅通的兴旺景象，甚至有县丞一类小吏直接上书皇帝而被采纳的事。这就比较成功地促进了饱受隋末战乱创伤的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就是历代史家交口赞誉的“贞观之治”。
此时的唐太宗，才三十几岁。不绝于耳的“万岁”之声，纷至沓来的“圣明”之誉，冲击着这个“贞观之治”缔造者的头脑。他终于由陶醉而昏昏然，骄傲起来了。贞观九年，他目空一切地向群臣夸耀：“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卷十“慎终”）其骄横之气，已是溢于言表！对太宗的骄傲，最先觉察的还是魏征。贞观十一年，魏征写了有名的《谏太宗十思疏》，语重心长地说：“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卷一“君道”）当然，这是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说的，没有一下子点透，但明显是针对唐太宗渐生骄奢而投下的一剂苦口良药。然而，头脑膨胀的唐太宗，终于没有听得进去。贞观十二年，魏征只好直言不讳了。他先是上书批评太宗“天居自高，龙鳞难犯”，接着又当面指出他“旋以海内无虞，渐加骄奢自溢”。（卷二“纳谏”）贞观十三年，魏征又上《十渐不克终疏》，把太宗骄奢自溢的种种表现，归纳为十条，并着重批评他“顷年已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卷十“慎终”）但是，这种深谋远虑的警告，非但打不动太宗的心，反而一次次地被大臣们赞颂太宗功勋的“歌德”之声所淹没。魏征的意见，总是落落寡和。即使房玄龄这样忠心耿耿的重臣，明明见到太宗之失，也不去匡正，只是百依百顺。魏征算是看透了这一点，他当着群臣的面，对太宗说：“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纵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卷十“慎终”）贞观十八年，魏征去世一年后，太宗半真半假地让群臣列举他的“过失”，不少人竟说：“陛下圣化道致太平，以臣观之，不见其失。”（卷二“纳谏”）至此，唐太宗的骄傲，群臣对他的阿谀逢迎，已是难于逆转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君王的骄傲，主要责任固然要由他本人承担，但大臣们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部分大臣对君王的业绩顶礼膜拜，凡君之命皆为真理，非君之言指为异端；一部分大臣则违心地迎合君王以保全禄位，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上所言皆曰可，上所行皆曰善。这两种倾向，都只能成为君王陶醉的酵母，骄傲的助剂。
为君者，骄奢自溢；为臣者，盲目逢迎。与此相伴随的，就是贞观初期的“从谏如流”向贞观中、后期的“金口玉言”的历史转变。如果说这后来的结局是杯苦酒，那也是太宗君臣共同酿造而成的。魏征曾先后两次勾画了这个转变的“三部曲”：“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不再主动求谏了）；十年之后，“渐恶直言”，虽勉强有所容，“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卷二“纳谏”、卷五“诚信”）贞观中期以后，唐太宗对大臣们的正确意见，大致采取了三种对策。
其一，“虚心”接受，迟迟不改，言是而行非。对于旧日老臣批评他的过失而又言之有据的正确意见，他虽然心存不满，又不好公开拒谏，便以此虚应故事。他总是说几句“见公论说，过失堪惊”、“虚怀以改”之类客套话，一转脸就又说：“臣下见事，只可来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卷五“公平”）难怪魏征在一篇奏疏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他：“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而不悦逆耳之言。”（卷十“慎终”、卷五“公平”）
其二，引经据典，文过饰非。唐太宗自称“贞观以来，手不释卷”，历史知识是颇为丰富的。贞观初年，他与群臣讨论历代帝王施政得失，也不乏真知灼见。但后来，他的知识却成了强辞夺理、压制不同意见的工具。贞观十六年，大臣刘洎在一道奏议中对太宗说：为君者和颜悦色，虚心纳下，大臣们都战战兢兢地说不清楚，何况您总是“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议”，谁还敢于讲话呢？（卷六“慎言语”）
其三，动辄问罪，把忠谏之言指为“诋毁”、“诽谤”。贞观八年，一个下层官吏上书，说太宗“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大怒，硬说人家“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非治其“讪谤之罪”不可。（卷二“纳谏”注）贞观十一年，太宗外出游猎。有人上书说他“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时”，“田猎犹数，骄逸之主也”。太宗大动肝火，说是“如斯诋毁，有似咒诅”。（卷十“畋猎”）这两次，都亏魏征据理力争，才使忠谏者幸免于祸。
在封建帝王对臣子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专制制度下，唐太宗对纳谏者采取这种态度，终于造成了“朝臣都不论事”（卷二“求谏”）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一些清醒的大臣抚今追昔，只能发出感慨无限的叹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唐太宗自己有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卷二“任贤”）其实，他本人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应该得到有益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