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书杂议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直书杂议
石肖岩
文史资料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革命史资料》第一期上，有两位领导同志的题词，令人深思。一个是徐向前同志所题：“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一个是陆定一同志所题：“写革命回忆录，不自我吹嘘，不文过饰非，给后代留下实事求是的好榜样，让后人得到真实可靠的知识和经验。”两位革命老前辈的话，归结起来，似可为两点：一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史记事，不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二是要有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尊重史实，不阿不媚，不避不讳。
此两点，十年动乱中自不用说，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指鹿为马的事随时可见。就今日看，也很有现实意义。就其一说，仍有些人不尊重党和革命的历史，不问每一事件产生的具体条件和背景，一味要求按照“形势”需要，跟“潮流”，甚至把严肃的历史科学当成了随意摆弄的玩具。就其二说，有的同志撰写回忆录，编辑史料书刊等，只敢写溢美之词，不敢正视一些失败的教训，尤其是在一些重大事件上，涉及某位同志有过“小失”，只要他如今还在领导岗位上，就不敢言明。更有一种怪事，比如写某个反面人物的历史时，涉及了另外一些人，本来不属于这些人的错误，亦无批评之意，也往往会引起轩然大波。
撰史难也！但是，心胸开阔，尊重史实，敢于坚持真理的人，为数也不算少。历史上除人所皆知的司马迁外，唐太宗可算作一个。据《资治通鉴》载：“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
唐太宗的度量可算够大的了，但是，事情并未完了。当时有的人一面出来吹捧他“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如要看史官撰述，必定都是美言；另一面又说，“若以此法传示子孙”，他们“或非上智”的话，岂不使史官“希风顺旨”，或者相反，“不免刑诛”。软硬兼施，想劝太宗改变主意。但太宗坚决“不从”。后来，房玄龄等人将一部载有太宗杀其兄弟建成、元吉“语多微隐”的《今上实录》奉于太宗，太宗阅后，“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并说：“朕之所为，……史官何讳焉！”
唐太宗的此番言论，今日读来仍令人痛快。对于夺位杀兄的讳事，他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不纵容别人伪造，且不容别人造半点虚假，确是有一点胸怀的，可使今人得到某些启示。
直书杂议，话归正理：写历史，应该是存真求实，既不造神，也不造鬼。英雄人物是有血有肉也是会犯错误的人，反面人物亦是生旦净丑各有特色。每个人，包括高级领导人在内，都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史料。封建社会里史学几乎成为统治者的奉承学和拍马学的丑恶现象，不应该再在今天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