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诬告前后——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侧记之一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长沙诬告前后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侧记之一
本报记者　纪希晨　林钢　鲁南
阴谋，阴谋……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一个阴谋，接着又搞一个阴谋。
到长沙诬告，是“四人帮”搞的许多阴谋中的又一个阴谋。
1980年11月24日和26日，第一审判庭开庭调查这一阴谋。
江青是主谋
26日上午9时，被告人江青被两名女法警押上法庭。
江青在被告席上，动作笨拙，神态茫然若失。看来她的女皇梦还没有做醒。
审判长曾汉周审问江青：现在我问你：1974年10月17日夜，你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起在钓鱼台17楼密谋策划，这是不是事实？你们四个人在一起策划了什么？
江青抵赖：不知道。
审判长问：王洪文第二天去长沙是不是你们共谋的？
江青摇头，不答。
审判长宣布：被告人江青否认起诉书认定的事实，一一记录在案。
9点15分，王洪文被传到庭作证。他再次供认自己24日在法庭调查的一切事实。但是作了补正。王洪文说，是他自己提出要到长沙去的，江青立即表示同意，并且说，你要去，就早去，最好在毛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
在24日的法庭调查中，王洪文供认是1974年10月4日张玉凤用电话传达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同志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王洪文当时作了电话记录。
法庭工作人员当即用幻灯投影了记录：
张玉凤同志来电：首长说，政府工作报告有3，000字就够了。副总理要多几个，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审判长问：你去长沙告状的目的是什么？
王洪文回答：要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职务。
24日，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他说过“已有庐山会议气息”。他供认“长沙告状”，是江青出的主意。
“四人帮”为诬告周总理、阻挠邓小平同志出任第一副总理，是怎样进行阴谋活动的呢？
恶人南飞
1974年10月18日9时左右，一架银白色的专机，从北京起飞了。坐在这架飞机里的，是窃取党中央副主席职务的王洪文。他背着周总理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偷偷地从北京起飞，赶在毛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向正在长沙养病的毛主席诬告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
江青一伙的诬告，要从他们炮制的一出反革命闹剧——“风庆轮”事件说起。
1974年“五一”节刚过，我国制造的一艘风庆轮，肩负着祖国的重托，从上海启程，驶往欧洲，往返航程3．2万海里，历时150天，在国庆节前夕返回上海了。
这时，正是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四人帮”阴谋筹组“内阁”活动最紧张的时候。当他们得知风庆轮的一位副政委，曾对“四人帮”有过不满言论时，他们就蓄意扩大事态，把迫害的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
10月14日，江青一伙连续在一份风庆轮问题的材料上大写批语。江青杀气腾腾地责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叫嚷交通部是“买办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抡起什么“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假洋鬼子”的大帽子，指桑骂槐，诬陷那个副政委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叫嚷要揪“大后台”！
1974年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借机发难，挑起争端，拿出关于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同志是什么意见。
邓小平同志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
江青进一步逼问邓小平同志，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同志针锋相对地批驳江青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这时已经散会，邓小平同志走了。惯于摇羽毛扇的张春桥，马上煽动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四人密谋
政治局散会以后，“四人帮”回到钓鱼台。当天晚上，江青立即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她住的17号楼去“碰头”，分析、议论邓小平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同江青吵架的原因。
江青说：邓小平所以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在讨论四届人大时，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还说：我估计最近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果然发生了。
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
姚文元在这次会上也讲了自己的看法。
姚文元在10月18日日记中写道：
“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形势如何发展，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
江青等密谋策划后，王洪文提出他到长沙去，得到江青鼓励，第二天，他就坐专机向长沙出发了。
10月18日下午2点左右，毛主席接见王洪文。当时在场的有张玉凤同志。1980年7月18日她的证词写道：
“王洪文开始询问了一下毛主席最近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总理还在休息，主席同意后，我马上就动身来了。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洪文还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江青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并把江青和小平同志当时讲的一些话重述了一遍。王又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还猜测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因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接着，王洪文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并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还在毛主席面前对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分别做了一番吹捧。……
“谈话结束时，王洪文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主席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法庭书记员宣读了张玉凤证词的节录。
毒蛇之心
“四人帮”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1973年1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江青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借题发挥，恶毒攻击和诬陷周总理“迫不及待地要代替主席”。
1973年12月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尼泊尔国王之后，针对江青对周总理的攻击和诬陷批评说：“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是她（指江青）迫不及待。”
就在王洪文南飞长沙这天中午，江青把将去长沙参加会见的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10号楼。
江青说，主席不久将在外地会见外宾，你们也要去参加有关工作，所以找你们来谈一件重要事情。并且要她们报告毛主席。
江青说，17日晚在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同志和她发生争吵后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会议无法开下去。江青还胡说，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
江青说，小平同志和总理、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江青一伙还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象林彪在1970年一样搞篡权活动。胡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被告王洪文在1980年6月27日的笔供是这样写的：
“目的就是在毛主席面前搞臭邓小平同志，使他不能工作，当然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了。……这次去长沙告状……主要是恶人先告状，抢在邓小平同志陪外宾去前，目的是要毛主席了解吵架的所谓‘真相’，也就是了解邓小平同志的所谓问题。……实际上是诬蔑陷害邓小平同志的一次阴谋活动。……”
江青还在闹
王洪文当天下午回到北京。
在长沙时，他当面向毛主席说，一定按主席指示办。但是一回到北京，他不是去找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而是先到钓鱼台，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禀报了他的长沙之行。
就在18日夜里，他们四个人再一次聚集到钓鱼台17号楼里。此外，还特地把毛主席接见外宾时担任记录、翻译的王海容、唐闻生也找了去。
在26日的法庭上，王海容、唐闻生先后出庭作证。
王海容说，到17号楼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已在场。会上江青先让张春桥介绍所谓形势问题。张春桥把批林批孔后国内财政开支和外贸中逆差，说成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崇洋媚外造成的。张春桥还把17日党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再去长沙诬告邓小平。在谈话中，透露出王洪文已见过主席。毛主席叫他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会打仗。
王海容、唐闻生在第二天，到医院向总理报告了江青找她们谈话的情况。总理说，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整小平同志，他们已多次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忍了他们很久。
10月20日，毛主席在长沙接见外宾以后，王海容、唐闻生把跟总理谈的情况，报告了主席。毛主席听后很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登奎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主席还建议邓小平同志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主席十分赞扬小平同志，针锋相对地顶江青，并指示她俩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但是，利令智昏的“四人帮”哪肯罢休。他们以百倍的疯狂，继续扑向邓小平。
1976年3月2日，江青在部分省、自治区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语无伦次，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她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完全是个反革命的两面派，他暴露的比林彪还快。……我上次讲了，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啊，燃料我们自己缺呀。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
紧接着江青又在1976年4月26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诬陷邓小平：“我看邓小平他们又承袭了刘少奇、林彪他们的惯伎。……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无不及。”
她在信末写道，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江青一伙究竟要和谁打仗呢？难道仅仅是和邓小平同志吗？不，他们是在和全国九亿人民打仗！
这场战斗的结果，人民胜利了，“四人帮”被押上了人民的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