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朝换代”之梦的破灭——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侧记之二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改朝换代”之梦的破灭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侧记之二
本报记者　丛林中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昨天（11月27日）上午审讯张春桥的诬陷罪。
一连串的诬陷
1966年12月18日下午两点，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内，单独接见蒯大富一个多小时。张春桥密授机宜说：“中央那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在法庭上作证说：
“在我与张春桥的这次谈话中，张春桥给我下达了
‘要把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搞臭’，也就是说‘要把刘邓搞臭’这样一条明白无误的指示。张春桥以他‘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分，用单独约见这种形式，向我交了底。”
审判员又宣读蒯大富1970年12月在清查“五·一六”受审时写的交代提纲，并在法庭上投影。提纲中写着：
一九六六年
十二月：
十八日春桥在中南海小屋子见。（号召反刘少奇）
二十五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在张春桥还处于当权的时候，蒯大富就证实了这一次密谈。
当时，得了密令欣喜若狂的蒯大富，兴致勃勃地向他的“兵团”传达说：“咱们井冈山兵团成立之后的第一仗，就是打刘少奇，把打倒刘少奇的运动推向社会。”
在全国，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真的推向社会了，而在背后策划的人，就是张春桥。
法庭宣读了王洪文的供词。
王洪文在供词中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根据张春桥的布置成立了专门收集整理中央一些老同志材料的领导小组和九大工作小组。由王少庸、徐景贤、我等人参加领导小组。”
据徐景贤的证词：“张春桥还指名说：要搜集叶剑英、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聂荣臻这些‘黑干将’的材料”。“张春桥还指示说，可以发动各口、各群众组织，把知道这些人在上海的情况，都搜集起来。”
于是，在张、王、徐的策划下，一本叫做《陈毅反动言论小集》编出来了，并在上海“九大”代表学习班中散发。同时，这个所谓“九大材料小组”还搜集了张春桥指名的那些同志的材料共76份，1，163页。
特别卑劣的是，1976年4月，张春桥猖狂诬陷邓小平同志是“纳吉”。法庭出示了张春桥写给他儿子“亲爱的毛弟”的亲笔信。信中说：
这一个月我过的相当紧张，从南京到天安门广场
到处闹。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如同看到匈
牙利事件一样。从望远镜里看的很清楚，当着邓小平
的面，我骂了他是纳吉。……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
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
“四人帮”的心腹、十年浩劫中一度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鲁瑛，也有证词证实，当时报上一窝蜂地声讨“纳吉”，其源盖出于张春桥之口。
大量的证据证明，十年之中，张春桥亲自出面，有组织有预谋地直接诬陷了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然而，诬陷不过是实现他罪恶目的的手段而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念念不忘的目标
1967年5月，张春桥找当时上海市革委会科教卫生组主要负责人陈琳瑚、杨忠华、李国勤谈话。
张春桥突然发问：“你们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陈琳瑚回答说：“反修防修……”
张春桥打断陈的话说：“不对！你说的这些只是一般地对外宣传上讲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老家伙通通打下去，一个也不留。”
陈琳瑚又问：“难道象朱老总、陈老总、贺老总等人也包括在内吗？”
张春桥冷冷地说：“刚才不是说了吗，通通搞掉，一个不留嘛！怎么？你还觉得有点可惜吗？你还认为他们都是好人吗？老实告诉你，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朱德是个大军阀，陈毅老机会主义，一打仗就开小差，靠吹牛起家的。贺龙是土匪……就是这么些货色，哪个能留下？一个也不能留！”
张春桥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他所谓的“改朝换代”。这是他最得意的发明，也是他十年中始终念念不忘要实现的目标。
1967年9月，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接见了“工总司”全体委员。他扫了一眼在座的人，喜滋滋地说：“今天除了徐景贤以外，其他一个旧市委的人也没有，这才象个改朝换代的样子！”他大概忘了，他自己也是“旧市委”的一个成员。
1968年3月，马天水去找张春桥汇报。恰巧南京军区有人刚刚谈完话走了。张春桥一脸气恼的样子，对马天水说：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个改朝换代”。
这一喜一恼，活脱脱画出张春桥急于改朝换代的内心活动。
直到1975年11月，张春桥再一次对黄涛讲了他“改朝换代”的愿望。
黄涛出庭作证了。
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国民经济要整顿的时候。黄涛借在北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机会，厕身钓鱼台拜见了张春桥。黄涛向张汇报：“现在各方面都在强调整顿，甚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各项规章制度。”张春桥心怀不满，于是，用隐晦的语言说：
“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整个历史潮流总是按既定方向前进，想挡也挡不住的。”
真是得意忘形。但是，从诬陷到“通通打下去”，到“改朝换代”，人们不是清楚地看到了贯穿于张春桥十年行动之中的一条罪恶黑线吗！
无可奈何的悲哀
在昨天法庭调查的整个过程中，在大量证人证词面前，张春桥不置一辞，无言可答。审判员一再发问：“你听清楚没有？”“你有什么话要说？”“我第三次问你！”……张春桥却始终不吭一声，装聋作哑，象一块木头，引起旁听席上一片愤怒。
张春桥这种态度不自今日始。审判之前，当把起诉书副本送给他的时候，他竟两次拒绝接受。法庭上，审判员义正辞严地指出：“张春桥，我告诉你，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公诉人发言。他说：“张春桥为什么拒绝回答问题？这是因为张春桥早已作了准备，他已经横下一条心，准备杀头的。可由法庭宣读马天水、徐景贤、张维维的证词。”
原来，“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张春桥不止一次地表露过冒险家孤注一掷的心机。1968年到1969年，张在上海市革委小会上曾几次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1976年4月，张对其女儿张维维说：“主席百年之后，也好办，那就跟他们斗吧，斗得过就斗，斗不过就千刀万剐。”他甚至对张维维说：“要告诉你的对象，同我张家结亲，是要准备杀头的。”1976年9月，张又对徐景贤说：“我如果有什么事的话，总是要连累你们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
“不成功，便成仁”，是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亡命徒信奉的教条。张春桥拒不回答法庭的调查，正是他坚持反动立场而又在大量证据面前无可奈何的一种绝望的挣扎。但是，毫无疑问，今天，在九亿人民的正义审判面前，这一套终于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