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清封建遗毒是政法战线的重要任务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肃清封建遗毒是政法战线的重要任务
现在，党和人民粉碎“四人帮”已有四年，我们一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和巨大的进展，另一方面也遇到了不少阻力和障碍。这些阻力和障碍是什么？来自何方？人们一直在不断地思考着。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肃清封建主义遗毒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久，仅秦汉以来就已经存在两千多年。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是先天不足的。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并非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情况足以说明，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封建主义的残余和影响是那么广泛普遍和根深蒂固。当然，沉重的封建主义包袱所以一直背到今天，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过去的历史，一味强调客观，而不从我们在建国以来主观认识上的偏差并由此导致在领导工作上的失误中寻找原因。
事实说明，问题恰恰发生在建国以来我们对自己的“国情”的认识很不够，对我国社会的特点缺乏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自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一直强调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强调批判资本主义，但对封建主义残余及其在社会生活和党内生活中的影响，却缺乏足够的估计和应有的警惕。特别是从1957年以来，我们未能很好地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比如，曾经把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同封建家长制混淆起来，不讲或少讲民主，致使封建专制主义、家长制和一言堂泛滥成灾；在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曾经把庄严地载入宪法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当成资产阶级法律观点加以批判，导致了封建特权的合法存在和日益得势；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和人民检察院的独立检察权以及律师辩护制度统统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党的八大本来已经肯定反对个人迷信是完全正确的，并做出相应的决议，但后来却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对个人迷信竟然成为“修正主义的货色”。“修正主义”又被单纯解释成“右倾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根本不提还有左倾机会主义和封建主义意识，使得封建的东西有时竟能冒充社会主义的东西而在党内和社会上取得合法地位。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几经膨胀，日益猖獗，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
现在，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要求，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重新实践已经将近两年了。实践已经证明：不论在政法战线，在整个法学界，还是在其他各行各业和各条战线，妨害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最大阻碍，仍然是来自极左思潮和封建遗毒。
一、家长制和一言堂。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压制民主、个人专断等现象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仍然比较严重。我国宪法的民主原则已经得到进一步重申和贯彻，但现实生活中背离这个原则的现象仍然存在。比如，在今年上半年全国县级选举试点中就遇到领导把持包办，不尊重选民的民主权利，限制群众提名的情况。个别领导看到内定的人没有被推荐上，竟说：“你有你的划圈权，我有我的批准权。”在社会生活中，家长甚至机关首长包办子女或下属干部职工的婚姻，干涉婚姻自由，逼死人命或引起其他严重后果的事例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我们的司法工作正在加强和得到改善，但问题依然不少，例如，50年代初期就存在的“审”与“判”脱节的现象，即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弊病迄今未能去掉。这些都是违背三中全会精神，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原则的。
二、生活上特殊化和政治上耍特权。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官贵民贱”的思想还相当严重，他们颠倒了社会公仆和社会主人之间的关系，自居于特殊地位，超越于党纪国法之外，凌驾于群众和法律之上。有些人对于在报刊上和文艺作品中公开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还很不习惯，不认为批评、监督是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而是什么“给党和社会主义抹黑”。有些领导干部外出视察时还有前呼后拥的现象。有些人以不得干扰集中精力搞四化建设为借口，压制人民群众反对封建特权的斗争，而实际上延缓、阻碍四化建设的正是这些特权维护者，决不是人民群众。
三、轻视法律，有法不依。在治安情况不够好，犯罪活动增多的情况下，有些同志片面强调打击敌人，错误地认为法律束手束脚，甚至认为可有可无。有人习惯于“以党代政”的做法，宣扬“党比法大”的糊涂观念，坚持事事要由“党委审批”，以致不按法律程序办事，“依言不依法”。有人认为为了严厉打击敌人，判刑可以突破《刑法》的规定，不必考虑从严或从宽是指在《刑法》条文规定的幅度之内。事实证明，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批判和纠正这些封建遗毒和极左做法，仍然是公安、司法人员必须解决的重要任务。
对于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我们也是要反对的。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这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将不可避免地会打入和渗透进来，在一些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开展这方面的斗争将日益显得重要。
肃清封建遗毒的斗争应如何进行？我们认为应从制度上的改革和思想上的宣传教育两方面同时入手。
什么是我们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武器？当然，我们主要是靠马克思主义。但是，对于其他一切有利于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也不应该弃置不用，而应该联合起来结成一条反封建思想的统一战线。有人认为我们反对封建主义残余不能沾资产阶级的边，只能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封建主义。其实，正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不但不必回避资产阶级，而且要利用和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某些言论著作，要同他们结成“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学者达尔文和摩尔根都曾经加以赞扬。尽管辩证唯物主义是最进步的武器，但恩格斯在1875年讲到反对宗教有神论的时候明确指出：“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那末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1—592页）列宁也讲过：“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605页）“不敢同十八世纪（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成联盟，就无异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同上书，第607页）由此可见，既然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可以同机械唯物主义结成联盟，那么，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就不能同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结成联盟呢？至于五四时期那些革命家的宏论和业绩，难道我们能够一笔抹杀而不应作为我们今天继承、借鉴的宝贵财富吗？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搞极左，只能有利于封建主义的苟延残喘，对我们的四化大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法学杂志》1980年第2期评论员文章，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