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探究生活的底蕴——读张弦的几个短篇小说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文坛新人

努力探究生活的底蕴
——读张弦的几个短篇小说
胡永年
中年作家张弦的短篇小说《记忆》（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的发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尔后，《舞台》（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10期）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载《上海文学》1980年第1期）相继问世，使人们看到这位因一篇未发表的小说而遭受二十多年磨难的作家，正以独特的风姿，活跃在新时期的文学舞台上。
张弦发表的短篇小说不算多。但衡量一个作家的成就，最重要的不是作品数量的多寡，而是质量的高低。张弦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观察生活，思考生活，努力探究生活的底蕴，扎扎实实地进行创作，通过风采各异的艺术形象，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独特见解。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给人以深邃、凝重之感。
透过他的三篇小说，可以明显看出，他所致力的，是在人的命运的交织和对比中，从不同侧面探索和揭露封建主义的思想遗毒对我国社会生活的侵害。应当说，这种探索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四化建设，还是对新时期的文学继续发展，都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记忆》，这个题目就颇耐人寻味。过去的那场十年浩劫，给我国人民留下了多少不堪回首的记忆呵！而现代迷信的恶性泛滥，对领袖人物的宗教式崇拜，是其中最为荒诞的一章。对于这极为荒诞的事，许多作品已经作了真实的揭露。但是，《记忆》却没有停留在对那些荒诞情景的表面描绘上，而是匠心独运地把方丽茹、秦慕平两人的十分相似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巧妙的对比，引导我们在对比中探索那荒诞一章的历史渊源。十五年前，年仅二十多岁的放映员方丽茹，因为突然接到一封鲁莽而热烈的求爱信，一时慌乱失措，以致在放映时把一本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纪录片装反了，虽然只有“仅仅几秒钟”，却被当时的宣传部长秦慕平不加思索地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当时，秦慕平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荒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年多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不慎用刊有领袖像的旧报纸包鞋，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恰如一瓢冰水浇到头上，使他骤然冷静了许多。作者以深沉的笔调叙写了他的痛苦的思索：“用旧报纸包东西，本来是极平常、极自然也极合理的举动，为什么竟成了弥天大罪？”“革命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会出现‘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以至一张刊登领袖照片的报纸，也要视为圣物、顶礼膜拜的这种只有封建社会才有的怪事呢？”这是思索，也是揭露和解剖！在这种思索、解剖之中，秦慕平恍然大悟了，十年浩劫中的现代迷信那一套，“并非无根无源，自天而降”，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着“癣疥之患”，并在自己身上“露出过端倪”。在这种思索、揭露和解剖中，读者也蓦然窥见了那隐藏在“记忆”深处的病原体——封建主义的思想遗毒，这是多么深刻的揭露和启示呵！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可以归之于写爱情的一类作品。它意味深长地描写了一个家庭里的三个女性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土改时的菱花、十年浩劫中的存妮、粉碎“四人帮”之后的荒妹）的爱情遭遇，把读者引向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思索，去探求。存妮和小豹子之间，发生了带有原始色彩的爱情。他们两厢情愿，真挚无邪，一没触犯刑律，二没妨害他人，仅仅因有点“合理不合法”（未办结婚手续），就遭到来自几乎全村人的打击和凌辱，以致存妮被迫自尽，小豹子横遭专政。值得深思的是，这场悲剧不是发生在封建社会，而是在解放已经25年的新中国；直接造成这场悲剧的，不是封建族长之类的人物，而是社会主义的干部和群众，其中包括受害者的亲人。特别是存妮和荒妹的母亲菱花，她在土改时不愧为一个反封建的勇士，她在抗议父母“把女儿当东西卖”的愤怒声中，冲破了封建囚笼的禁锢，投入了情人的怀抱。然而，二十多年后，她却被贫困逼成了封建习俗的卫道士，明知女儿有了意中人，却硬要把女儿当东西卖，逼着女儿喊出了她二十多年前喊过的反抗的呼声。作品题名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而实际所展现的，却是一个爱情被蹂躏的角落，封建主义的毒雾弥漫的角落。它形象地告诉我们，封建遗毒还严重地存在着，我们必须继续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但是，作者的笔并没有在此停住，而是进一步剖析和揭示了造成封建遗毒弥漫的根本原因。读者们一定不会忘记菱花说的那一段令人心酸的话：“妈看出来，荣树对你有心，你也看着他中意。可你想想，吃不饱饭，这些都是空的哟！”更不会忘记作者借荣树之口发表的见解：“不富裕起来，一辈子过着穷日子，就什么也谈不上！”是的，存妮和小豹子的悲剧，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穷、落后、没有知识、蠢！再加上老封建！”这就一下子抖出了问题的实质，同时，也暗示了反封建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它使我们领悟到：生活的贫困和文化的落后，是封建余毒植根的土壤，要彻底扫荡封建遗毒，就必须彻底铲除穷根。
《舞台》，乍看起来，所描写的不过是艺术舞台上经常发生的人选之争。细一琢磨，就会发现，作者的那枝犀利的笔，已经通过艺术舞台上的人选之争，悄悄地伸向了政治舞台和人生舞台，伸向了我们干部制度上的封建遗毒。作者首先通过老演员薛兰菲和青年演员宋碧华的学艺经历的对比，含蓄而尖锐地提出了一个人才受压抑的问题。为什么时代不同了，人才出山仍然这样难？难道仍然要等薛兰菲那样的“天赐良机”吗？如果那样，对革命事业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呢？作者进而通过刘德煌和徐寿康的形象的对比，心灵的对比，引导我们探寻问题的答案。他们俩同属老一辈的人，但内心世界却是如此的不同：刘德煌是一个正直热情的老医生。他知道“自然法则才是铁打的”，自己不久就将倒下。正因他深深懂得这一点，他经常想的是如何“趁我还没死，出一把力”，把年青人“推上去，让他们能攀得更高”。宣传部长徐寿康则不然。他虽然多病缠身，担任要职而力不胜任，“宁愿在家栽花养草泡病号，也不愿退休”，并且以种种借口压抑人才，阻碍年青人的成长。何以如此？因为他心里想的是：“退了休，走在路上，见人矮一截！内部文件看不上还不说，连买条好烟都得恬着老脸去求人批条子！——我才不受那份罪呢！”作品在鲜明的对比中，展现了刘德煌的高尚的情操，衬托出徐寿康的庸俗的灵魂。同时，也挑开了人才难出的奥秘：人才难出，难就难在有徐寿康这样的迷恋特权的“躺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石头”！作者还通过薛兰菲的心理描绘，表达了自己的忧愤，人民的忧愤：“徐部长占着的舞台，关系到一个部门的革命事业啊！况且，人们又有什么办法选择他们满意的部长呢？”这就点出了我们干部制度上的弊病所在。作者勇敢地针砭时弊，对于我们认识和铲除这方面的封建遗毒，改革干部制度，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新时期的文学，必须把揭露和反对封建主义思想遗毒，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张弦以艺术家的勇气，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