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区的减租运动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中南区的减租运动
中南区今年春天在全区农村中展开了大规模的减租运动。河南省除一半地区进行土地改革以外，另一半地区进行了减租。湖北、湖南、江西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地区蓬勃展开了减租运动。经过减租的地区，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普遍提高，纷纷组织农民协会，给今年秋后的土地改革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今年春季以前，中南区各省农村曾经根据不同情况（包括解放的先后，与干部、群众条件等），先后进行了剿匪与反恶霸运动；其中个别先进地区，随着剿匪的胜利、结合反恶霸进行了部分的减租工作。经过这些运动的地区，土匪基本上肃清，打垮了地主阶级当权派的统治，农民群众获得了部分的经济利益，农民觉悟提高，并且初步组织起来。农民的阶级觉悟提高以后，就开始认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不合理，纷纷要求实行减租，改善生活。特别是今年春季更有下列两种情况：第一，由于国民党匪帮的长期统治，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遗留给农民许多灾难，又加以去年水灾歉收，今年入春以来，中南地区各地农民普遍缺粮缺种，生活困难，无力进行春耕生产，广大农民急于要求得到粮食。第二，地主阶级存有大批粮食，不肯借给农民；非法地主更与特务、土匪勾结一气，乘青黄不接的机会造谣破坏，甚至煽动与威胁农民群众抢劫公粮仓库，阴谋暴乱，扰乱社会治安，破坏生产建设和减租斗争。这就使农民减租的要求更迫切。
为了领导农民群众度过春荒，安心进入春耕生产，为了打垮地主阶级的进攻，并给今秋实行土地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中南军政委员会及中共中央中南局，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发动减租运动。中南军政委员会于二月下旬通过与颁布了《中南区减租减息条例》，中共中央中南局亦于三月一日发出“关于开展减租退租运动克服春荒准备生产”的指示。中南地区规模空前的减租运动，随即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起来。前后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减租运动于五月底告一段落。除广东、广西两省及河南省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外，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平均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村进行了减租。广东、广西两省也有部分地区减了租。农民减得租粮八亿八千六百万斤。在减租运动中，农民协会和民兵等组织获得很大发展。全区农民协会会员共发展了一千三百五十万人。湖北全省一万五千九百多个村庄中，有一万三千多个村庄建立了农民协会，一万三千四百多个村庄废除了旧保甲制度，组织民兵十四万多人。江西省农民协会会员有一百八十多万人，在全省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地区改造了村政权组织。湖南省先进地区长沙县，全县三百三十个保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并且废除了旧保甲制度，由农民民选出村政权组织。在运动中，并出现了大批农民积极分子，许多优秀分子被提拔为工作干部，大大地充实了区、乡、村各级政权机构，密切了政府与农民群众的联系。江西省九江、南昌等五个专区统计，共培养了区、乡干部一万多人。取得斗争胜利的农民群众，阶级觉悟迅速提高，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才能获得解放，同时也更增加了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信心。农民自动起来保护公家仓库、协助人民政府调运公粮。农民因为获得了粮食，解决了吃粮和种籽困难，打破坐待救济的观点，度过了春荒，并纷纷组织起来生产。
部分工作干部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曾阻碍了运动的开展。许多地区的干部在减租运动中，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胆放手开展运动，而是习惯于访穷访苦的旧经验，束手束脚，死守孤点，零零碎碎地去工作；不善于运用农民代表会议新的工作方法，致使运动发展受到限制。如湖北省蒲圻县把三分之一的干部集中在少数重点村里，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才突开一个保。沔阳县重点村南州村准备用三个月到五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减租。这种工作方法，不能适合工作要求与群众要求，引起农民群众的普遍不满和焦急。
针对以上情况，中南军政委员会与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所属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除教育干部认识地主的狡猾面目、明确减租的目的以外，在政策上与工作方法上，着重地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认真地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与普遍地运用农民代表会议。在运动开始时，各县人民政府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参加会议的工人、农民、开明士绅、部队、机关、及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共同讨论减租工作，组成农村统一战线，动员各界人民赞助农民运动，拥护人民政府减租法令。这样，各民主阶层人民迅速接受了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减少了阻力，使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各地并普遍运用了农民代表会议。经验证明：凡是运用了农民代表会议的地区，减租运动便立即出现了新面貌。如湖南省长沙、邵阳等六个专署，在三月中旬前减租运动还是点点滴滴地进行，自运用农民代表会议以后，很快便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地区卷入了热烈的减租运动。迄今为止，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省参加乡、区、县各级农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约有二百万人，有的乡已召开过十多次会议。农民代表的产生，是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选举或聘请的，经过反复审查，逐渐清洗不良分子，达到代表成份的纯洁。农民代表会议的内容，首先是提高代表的阶级觉悟，采取算剥削账、诉苦等方式，使代表们认识“谁养活谁”的道理。其次讨论减租政策与工作方法，订出计划，做成决议。会后即组织农民代表普遍与深入地传达决议，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减租。在运用农民代表会议当中，有些地区也曾经犯了一些形式主义的毛病。如以少数干部与代表代替了广大群众的活动，使农民代表会议联系与组织农民群众的主要作用流于形式。或单纯地为完成上级所交待的任务而召开会议，不能认真地与代表们共同商量，研究，结果仍然是包办代替。同时有些地区在运用农民代表会议时，忽视了掌握重点、创造典型经验。这些偏差，都经过中南军政委员会与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时的纠正。
第二，运用了合法说理的斗争方法。在纠正了减租以前所发生的农村工作中的乱打乱杀现象以后，各地在减租中即采取了合法说理的斗争方法，向顽抗减租的地主、恶霸进行斗争。斗争开始以前，农民们都经过充分的酝酿，充分准备人证物证，斗争时即和顽抗的地主当面讲理。在农民们有证有据的揭发之下，违法地主瞠目结舌，只好低头认罪。采取这个办法后，农民阶级觉悟更加提高，顺利进行减租。同时也杜绝了乱扣乱打乱杀等违犯政策的现象。
第三，反恶霸与减租结合进行。开始有的地区机械地把反恶霸与减租分开，停留在单纯的反恶霸斗争上，忽视了农民群众的减租要求。如湖北省浠水县关口区在说理斗争斗倒了恶霸郭维周后，农民要求减租，但是领导干部认为减租工作还没有准备好，依然停止在领导农民诉苦和组织工作的阶段，使减租运动拖延了一个半月。后来，干部认识了机械划分阶段的坏处，即逐渐使反恶霸与减租结合起来，在减租中遇到恶霸时，即发动农民群众首先向恶霸进行斗争，先减这些恶霸的租，在政治上打击其反动气焰，从而影响其他地主也顺从地进行了减租。
个别地区与某些工作干部，在领导减租中，也发生了一些偏向。有的单纯追求减租数字，不注意从思想上发动农民群众，因此，表面上减租的粮食数字很大，实际上农民没有发动起来，不少地主拖延抵抗，明减暗不减，甚至被地主夺回减租粮食。如湖北省宜都江北区乌龟厂村得到减租粮的二十七户农民，其中有二十五户被非法地主张荣林把租粮夺回去。河南省商城县余集乡全乡二百七十四家佃户，起初以为都减了租，检查结果，只有十五户积极分子减了租。陕县温塘村农民代表，白天黑夜为佃户算账，形成干部包办，农民思想有顾虑，黑夜又把减出的租粮送还给地主。此外，有的农民协会对中农采取关门主义。甚至还有一些乱抓人乱押人的违犯政策的现象。以上的偏向，都及时在运动中得到纠正。
【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