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进军号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他的进军号
何为
这样的时刻总是令人激动的：在全国性的盛大集会隆重开幕时，在国际友好往来的迎送仪式上，在人们为祖国赢得荣誉的欢腾场合，一片肃静之中，面向五星红旗奏起了庄严的国歌。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以激越的军号为前导。军号响了。仿佛是曙色初露的地平线上，一支黎明的号角，自远至近响起来，响彻寰宇。
这许多年以来，纵令有的歌曲神圣如庙堂音乐，有的曲调用音符代替政治符号，有的曲子本身便是刺耳的嚎叫，到头来都被无情的历史所抛弃，自然也就很快被人民忘却了。唯独这支近半世纪前诞生的进行曲，流传至今仍令人振奋不已，并成为新中国的国歌逾30年。
聂耳于1935年暮春时节到日本，旋即从海外寄来了经过修改的《义勇军进行曲》正式歌谱。次年5月底，风靡一时的进步影片《风云儿女》于上海首次放映。影片中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从银幕上来到了广大群众中间，迅速传遍全国。多少青年学生唱着这支歌，汇集在反抗敌人侵略的爱国大道上，从而走向革命之路。
象《国际歌》，象《马赛曲》，聂耳的进行曲也成为一种不屈的象征，一种战斗的信号，一种时代的呼声。它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它号召被压迫、被奴役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为整个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
歌词与歌谱相得益彰，同样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比我们年长的一辈，以及象我这一代人，每一次，听见那气势磅礴的进行曲，谁又不在心里象回声一般响起那熟悉的歌词？谁又不回忆起当年那些热血沸腾同时又热泪盈眶的情景？歌曲从一开始就发出炽热的沉重呼唤：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一直到最后一句都充满了信念：“前进！前进！前进！进！”人们似乎听到了民族巨人挣脱重重锁链，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行进的步伐声。时至今日，那几句歌词，似乎愈显出不同寻常的涵义。
歌词作者田汉，《风云儿女》影片的编剧之一，他和另一位编剧夏衍，是对聂耳一生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的两位长者。他们是聂耳的带路人，引领年青的歌手为时代讴歌，在艺术创作领域里倾注自己的生命和理想。田汉为《义勇军进行曲》写歌词时身系囹圄，在监狱里，利用废弃的旧香烟纸盒，一截铅笔头，记录了整整一个时代呐喊的声音。
然而，聂耳自己并没有听到这一支在后来广泛流传的进行曲。我们看到，1935年7月16日，聂耳写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页日记。17日午后，聂耳和他的居停主人滨田实弘一家人，同在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是日，白浪滔天，聂耳离开了同伴，独自在深水处逐浪浮游，竟至于越游越远，从此一去不复返。
著名的游览胜地鹄沼海滨，东临明丽秀绝的江之岛，西端是终年覆盖着白雪的富士山，举首时或可见妩媚而又冷艳的山巅。起风的夜晚，传来一阵一阵太平洋浪涛的呼啸。这里就是郭老以深情笔触题写的“聂耳终焉之地”。
大概是机缘的牵引吧，50年代之初，我有幸看到聂耳的全部亲笔日记。一个热情如火，疾恶如仇，明净如水晶的灵魂，跃然纸上。随后数年，我又在较大范围接触了有关聂耳的多种资料，并随手作了一些笔记。其中我视为至宝的是若干册《电通》半月画报。书主应云卫，蜚声中国影坛数十年的老导演，在十年浩劫中受尽折磨，被害致死。他收藏的那批30年代影剧画报的一小部分，由于工作关系，则依然由我保存。70年代的第一个夏季，我终于被流放到闽浙边界的万山丛中。出发前，收拾行装，这才从旧箧底层，发现那一叠八开本大型画报。
那是危险的藏书。《电通》画报赫然刊载那个“女妖”当年身为电影明星时的许多剧照，有作为封面的大幅照像，也有搔首弄姿的特写镜头，多达一二十幅。引人注目的是此人一幅自画像，很浪漫的样子，下角别出心裁地画了一个小苹果，借以表明画者的谐音署名。如此等等，这里不再浪费笔墨了。可是人们都知道，在“帮天下”的黑暗年代，这些30年代的电影画刊，倘被抄出，便足以招致飞来横祸，构成意想不到的罪名，其严重性远非我那时候所能想象。
可是，就在这许多画报里，同时又有不少聂耳生前和死后的图片文字。一组至为名贵的音乐家聂耳逝世纪念特辑：《追悼会一瞥》。成百个文艺界知名人士的签名式。影剧圈内友好的回忆和追思文章。聂耳创作的34首歌曲中未发表的手稿。所有这些都是极为难得的文献。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图文，有时印在同一本画报内，甚至在同一张画页的正反两面，是很难加以分开的，却又是泾渭分明。我思考了一会，为了精简，有一部分不得不舍弃以外，凡有关聂耳的画报书刊和札记全部保存下来。那连在一起的危险部分无法剔除，只好一同包扎起来带下乡去。
我在山乡第一年，一个山雨欲来的炎夏闷热日子。那一次，我把积累多年的聂耳生平资料置于帆布包内，从临时寄居的大队部带到刚搬去的小山村。我在坎坷不平的山间小径赶路。走上一处陡坡，天边乌云四合，投下大片浓重的阴影。疾风横扫草木，林鸟扑翅惊飞。霎时间大雨如注，远近的山野笼罩在一片迷蒙的水雾之中。
我急忙躲在近边一棵枝叶纷披的高大桂树下，竭力抵御风吹雨打，以保护我那个重要的帆布包。用我浑身湿透的身体保护它。如果说在那些恐怖的年代里，暴力没有能夺去我收藏的创作素材，那么到了我被放逐的岁月里，夏天一场暴风雨的袭击，就更不可能从我手里让音乐家传记的原始材料受到损害。
幸而没有多久就雨过天青。虽然帆布包外面雨水尽湿，而包内大部分书刊发黄易碎的纸页并未受潮。当我背着帆布包继续上路时，夏日的晴空一碧如洗，群山容光焕发，空气分外清新。我满心喜悦，想唱一支生命之歌。
就在这一瞬间，我听见，真的我听见，深山峡谷的某处，如同奇迹一般，响起了一串军号声。一组熟悉的军号旋律，正是聂耳那支进行曲的前奏。我困惑。是山那边某一乡村小学的学生在学习吹号？抑或是当地红军时期留下来的一支铜锈斑绿的旧军号，让一个山乡青年找到了，遂又重新吹响？或者仅仅是因为我的帆布包里藏着进行曲的歌谱，从我的心灵深处响起一缕号角之声？我说不清楚。不过进军号似断若续，确实陪伴我走过了一大段崎岖山程。号声带着金属的余音，飘浮在幽谷之间，群山也随之应和。连绵不绝的回音似乎永远也不会消失。我深深地被感动了。
今夏我在病中闲居，颇有倦怠和疏懒之意，不知怎么想起十年前颠沛流离生活中这件往事。在荒山野岭，暴风雨后的晴空下，军号声响彻群山，那情景是难忘的。如今留在记忆中的翠谷号声，响亮尤胜往昔，于是我又鼓起余勇，不敢再懈怠下去了。
聂耳以23岁的青春年华，过早地写下他生命的休止符。永远的23岁。从某种意义说来，他的青春之花是永不凋零的。他生命创作的最后一支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必将与人民共存。倘若聂耳还在世，到了1982年也不过70整。聂耳擅长写作，他本来可以自己写一部回忆录或是一部自传。现在这件工作只能假后人之手来完成了。我希望到了聂耳70诞辰时，有一本纪念他的书，从他经历过的生活原野上采撷一束鲜花，借以献给已故的青年音乐家和今天的青年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