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历史功绩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历史功绩
元邦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首先是从广东开始的，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时间最早，其规模和影响在全国农民运动中也为数不多。早在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刚诞生不久，彭湃就在广东的海丰县开始组织农民运动。彭湃是我党农民运动的先驱，海丰农民运动是广东农民运动的起点。海丰的农民在彭湃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来，到1923年元旦，占海丰全县总人口四分之一，约十万人参加的海丰总农会正式成立。农民运动的发展，其势不可阻挡。以海丰为中心，向西遍及惠州各地，向东波及潮汕平原和兴梅各县。5月，成立了惠州农民联合会。7月，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彭湃任农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广东的党、团组织，在阮啸仙等同志领导下，充分运用海丰农民运动的经验和影响，先后在花县、顺德、广宁等地开展农民运动，逐步将农民组织起来。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了一批干部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工作。林伯渠是第一任农民部长，彭湃、阮啸仙、周其鉴等在农民部担任秘书、干事和特派员，他们以公开合法的身分，在全省各地广泛组织农民协会和建立农民自卫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广东农民运动。
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对于建立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是有功绩的。而且也使我们党开始逐步认识农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
一
广东的农民运动是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反过来又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使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的统一和巩固。
广东的农民运动，首先是从要求减租减息，反对豪绅地主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各种苛约开始的。但是，广东的地主豪绅、军阀民团、贪官污吏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农民的反抗。农民从实际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必须支持革命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因而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叛乱，妄图推翻革命政府，各县、市商团分团也蠢蠢欲动，准备开赴广州支援叛乱。各地农民协会为了支持革命政府，组织力量监视和牵制各地商团。阮啸仙在广州组织农民自卫军和刘尔崧领导的工团军一起，协助革命政府平定了这次叛乱，农民自卫军有11人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东征，东江各地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袭击军阀陈炯明的后方，封锁消息，截断粮食供应。东征军所到之处，农民自卫军当向导，侦察敌情，协助军队运输粮食、武器。当杨坤如、林虎等残部从惠阳溃败时，漫山遍野的海陆丰农民自卫军，从四面八方包围和截击了残军。仅仅在陆丰、揭阳交界的山区，农民自卫军包围歼灭了林虎残部4，000多人，收缴了大批枪械。东征军在广大农民的协助下，迅速打败军阀陈炯明。6月，驻广州的滇、桂军阀叛乱，东江各地农民组织了3，000多人的运输队，帮助东征军迅速回师广州。在广州工人和附近农民自卫军的协助下，很快镇压了叛乱，巩固了革命政府。
10月，革命政府第二次东征，在各地农民支持下，一个多月时间，就收复了东江各地，歼灭了陈炯明残部。农民自卫军为支援东征，牺牲了500多人。东江农民运动领袖之一李劳工同志，就是在支援东征中英勇牺牲的。这时，南路各地农民也纷纷组织起来，配合南征军讨伐军阀邓本殷，使南征军迅速直捣琼崖，彻底消灭邓本殷残部。至此，广东全省得到统一。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全省农民在广东省农民协会领导下，从精神上到物质上，给罢工工人以大力支援。在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人数众多的农民自卫军，协助工人纠察队封锁港口，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北伐时，广东各地农民组织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等，和省港罢工工人一起随军出发。北伐通道的粤北各县，组织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协助北伐军运输。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为北伐战争建立了可靠的基础和后方。
二
广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广东农民运动发展得也比较早，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阮啸仙、彭湃和罗绮园（后叛变），直接参加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工作，他们又是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因此，他们不仅领导全省农民运动，而且很注意运用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1926年2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中指出：“潮汕与福建、江西两省毗连，此后应注意大埔、蕉岭、平远等县之组织，使农民协会向中国东部发展”，“北江为湖南交通要道”，“注意南雄、乐昌等县，使农民运动由此直达湖南”，“扩大西江农运范围，从此直达广西”。（《犁头》第4期）广东的农民运动，还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刊物《中国农民》、《农民运动》和广东省农民协会办的刊物《犁头》，向各省广泛介绍经验和教训。
1926年5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山西都派代表出席，方志敏代表江西省参加了大会。大会充分肯定了广东农民运动的影响，指出：“广东农民奋斗的影响，已惊起全国农民运动”，“广东可说是全国农民运动之开始”。“此次大会，虽属于广东一省，但事实上已树全国农民协会之楷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
广东的农民运动，还通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各省培养干部，传播经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二届培训的是广东农民运动干部，从第三届起，开始接收外省学员。彭湃主办的第五届农讲所114名学员中，来自湖南、江西、湖北、山东、安徽、福建、广西七省的学员，就有64人，占学员总数的60％以上，开始成为全国性农民运动干部学校。广西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就是阮啸仙主办的第三届农讲所学员。1925年春他从农讲所毕业后回到广西，在东兰县北帝岩办起了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推动了广西农民运动的发展。湖北省的聂鸿钧，也是彭湃主办的第五届农讲所学员，毕业后回到湖北省，积极把农民组织起来，推动了全省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湖南区党委第一批选派12人，第二批选派44人，分别到广州第四、五届农讲所学习，这些学员在广州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学习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回到湖南各地把农民组织起来，掀起湖南农民运动的高潮。
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讲所。他充分运用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育学员。第六届农讲所课程中，有《广东农民运动状况》、《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分别由阮啸仙、彭湃、周其鉴主讲。毛泽东主编教材《农民问题丛刊》，在已经出版的22种资料中，广东省的占了8种。广东省第二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组织农讲所全体学员列席参加。他还组织学员到广东农民运动的策源地海丰等县实习。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传播各省，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据1926年6月的统计，广东全省90个县中，已有66个县有农民协会的组织。广东农民协会会员占全国农民协会会员总数的60％以上。自“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以后，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投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篡夺了革命领导权。广东农村的豪绅地主，疯狂向各级农民协会反扑。随着北伐的进军，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开始进入了困难时期。
三
理论来自实践。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必然要产生伟大的革命理论。广东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使我们党开始逐步认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意义。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中，仅仅提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经过广东农民运动一年多的实践之后，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就进一步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决议还赞扬了广东农民运动并根据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发展农民运动的方针和具体政策。
同年4月，蔡和森在《向导》热情地宣传广东农民运动，指出：“广东农民运动不仅是全国农民运动的先导，而且最足以显明工农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的影响与特性”。“谁要更忠实于革命，谁便应更求明白帮助工农阶级发展的意义。”（《向导》第112期）
5月，我党工人运动的先驱邓中夏，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前夕，热烈赞扬了广东等省农民运动。他指出：“农民占全国人口80%，其数量远超过我们数百倍以上。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行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1926年初，李大钊发表了《土地与农民》一文，赞扬“年来广东的农民运动，已著有成绩。陈、洪、杨、刘之败灭，以及国民政府之巩固，得农民之助力不少。”他指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李大钊选集》第535页）在这同时，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从经济基础和阶级地位分析了广大贫农、雇农、半自耕农的革命性，将农民同盟军思想提到了一定的高度。
1926年5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中，就更为深刻地指出，“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便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占人口最大多数和占经济地位最重要的农民如果不起来，中国的国民革命绝对不能有真正成功的希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
当然，认识和实践仍然有一大段距离；部分人的认识，还不等于全党的认识。但是，毕竟在当时是已经看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1926年9月，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写的序《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中，热情赞扬广东农民运动，明确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说，在《农民问题丛刊》中，广东的材料“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这些材料“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斗争的运动”。他进一步得出“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的结论。（《农民运动》第8期）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以后的实践上，更系统和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