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前的抄家案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十四年前的抄家案
本报记者 胡思升
江青，曾经有一块耿耿于怀的难除的心病。
她的心病在于，要乘“文革”之际爬上权力之顶峰，但是30年代的一段历史，不很光彩，对她不很有利。
因而江青对任何有关她30年代的文字记载、书信材料、照片剧照，敏感之极。
1966年秋，江青的“30年代历史过敏症”就恶性发作了一次。
这一次发作，遭殃的是30年代略知蓝苹底细的上海五位文艺界人士。
钓鱼台之夜
1966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叶群在钓鱼台一座楼内静候一个秘密客人——江腾蛟的来临。江腾蛟，当时的南京部队空军政委兼7341部队第一政委，是前一天吴法宪下令让他单独一人秘密来京的。
一见面，叶群就对江腾蛟说：“要你去执行一个绝密任务。江青同志有一封信件落到上海文艺界人士郑君里等人手里，现在要把这封信收回来，又不知道落在谁的手里。想趁现在混乱之际由你们组织一些红卫兵搜查郑君里、顾而已、赵丹、陈鲤庭、童芷苓五个人的家。凡是信件、日记本、笔记本和其他文字材料统统抄回来。”
叶群不愧是搞阴谋活动的里手，亲自把抄家对象编号：郑君里——老大，赵丹——老二，陈鲤庭——老三，童芷苓——老四，顾而已——老五。江腾蛟一一记在笔记本上，并表示一定尽力完成任务。
“狄克”打头阵
1966年6月，“文革”刚开场，江青就迫不及待地授意张春桥在上海约见郑君里。
张春桥对郑君里说：“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有一些信件之类的东西在你家里。这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然后抡起了大棒，说：你同30年代的黑线有密切关联，要“端正态度，划清界限”云云。是啊！同是来自30年代的上海电影圈，一个要升天，一个要入地；一个正在红得发紫，一个已被打成黑帮。
郑君里很明白这话的分量和此事的利害，于是在回家清理一番之后致函江青，说明有些信件“没有保存”，只“理出几张30年代的老照片，请你处理吧”，然后表示，“运动之后，我们搬到农村去落户，搞搞文化馆的工作。”郑君里预感凶多吉少，这番话实际是向江青表示隐退之意。
但是，江青仍然放不下心。于是，她请叶群出马，定要把有关30年代蓝苹的文字记载和形象记录抄它个片纸不留。
秘密部署
江腾蛟领受叶群旨意后飞回上海，立即在巨鹿路招待所召集他的部下张彪、袭著显等5个人商议。他不时看看四周的墙壁，说：“他妈的，旁边有没有录音机？”并一再叮嘱：“这件事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包括自己的老婆，要拿脑袋担保。”
部署确定了：张彪在白天负责查清5个被抄家对象的住址以及周围地形和闯入路线；袭著显负责组织红卫兵，挑选军内干部子女20多人，再从军警卫排选定20多人，一共40多个假红卫兵。
10月8日深夜，张彪、袭著显把假红卫兵集中到新华一邨，下达抄家任务，胡诌说：“空军丢了一份最绝密的材料，落在郑君里、赵丹等黑帮手里，要抄出来。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从零时到凌晨四时
1966年10月9日零时，在月黑风静的夜幕遮掩下，载着假红卫兵的几辆卡车驶出新华一邨，分头疾驰而去。每辆卡车上，为首的头头腰佩手枪，手持麻袋（装抄家材料用）。卡车是动用空军的，为了防范别人从汽车牌照上察觉所属单位，特意把牌照盖起来。
赵丹、黄宗英家住上海湖南路8号三楼。刚过午夜，袭著显带着十来个臂缠红卫兵袖章、戴着大口罩的青年闯入卧室，并动手对赵丹、黄宗英进行搜身。
黄宗英大喊：“来人啊！”抄家手们忙将赵丹夫妇驱入客厅看管起来。他们翻箱倒柜，凡见信件、照片、画报等一概扔进麻袋。他们打开钢琴，拆散镜框，撬开书桌，连线装书的中缝都用竹片挑开查看，甚至阳台边的烟囱和厨房的糖缸盐罐都不放过。唯独有一份文字材料未被抄走，这就是赵丹写的自传。
赵丹在抄家手们离开后对黄宗英说：“来的肯定是秘密警察，用的是法西斯特务的一套，象新疆盛世才一样。留下我的自传，是暗示我，运动中只交代自己的问题，不要涉及别人。”
顾而已是上影导演。这一次抄家，是他在“文革”中被十七次抄家中最为奇特的。抄家手们一进屋，在每扇门和窗户旁分兵站立，并把窗帘拉紧，不让灯光外泄，令顾而已夫妇穿着单薄内衣，光着脚站着。专门搜罗信件、纸条、日记本、笔记本，甚至把家里的帐本和他们孩子的作业本都抄掠一空。
陈鲤庭的家也如法炮制，一切文字材料，被查抄一空，连电影《鲁迅传》的全部资料也被抄查。
郑君里的家被抄时，对一本本照相册特意仔细翻阅，连底片也一一查看。临走时威胁说：“不准把抄家情况讲出去，否则就要你的脑袋。”
童芷苓除被抄走一切文字材料外，连她唱戏的录音胶带十七、八盘也被悉数搜走。
从零时到凌晨四时，抄家手们的“战果”是整整四麻袋零一包。
一场虚惊
江青、叶群布置江腾蛟抄家，并没有同上海有关方面打招呼。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当时坐镇上海市委机关联络站，听说这次抄家抄的都是有关江青的材料，吓了一跳。李文静连夜草就一信给当时在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汇报这一奇案。不久，张、姚带口信给李文静：你们不要管了，抄家材料已经送到北京江青那里去了。
密藏与销赃
江腾蛟带着抄家得来的材料火速飞回北京，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当晚，吴法宪来了。一会儿，招待所的路灯全都熄灭，叶群、林立果在黑暗中来到。在查看并挑选抄来的材料后，叶群亲自把一皮箱材料带走。
抄来的材料如何处置呢？
叶群主张放在毛家湾林彪住宅。江青不同意，她通知叶群：现在外边很乱，毛家湾也不安全。叶群懂得江青心虚之所在，下令把材料送空军一个保密的地方封存。
1967年1月，演出了抄家丑剧的最后一幕。江青、叶群、谢富治在钓鱼台密商后，决定采取“一劳永逸”的行动。叶群下令把抄家的材料从空军转移到毛家湾林彪住地，随后叶群同江青、谢富治一起来到。在毛家湾后院小伙房，由林办秘书捅开炉子，火舌熊熊燃起。谢富治亲自拆封材料袋，并和叶群一起，将一份份材料填入火炉。在火光的映照下，江青在离火炉十来步的地方，来回踱步，侧眼审视。
编造“家史”
这次上海抄家之后，江青以为可以摆一摆自己一贯正确的“峥嵘”了。
1969年的一天，江青在钓鱼台10号楼召集七个政治局委员开会，这七人是：叶群、谢富治、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一开头，江青说：“今天随便和你们谈谈，不要做记录。”
接着就自我介绍：“我生长在一个贫农家庭，以后到济南的学校旁听，参加革命工作。30年代到上海搞文艺工作，和鲁迅站在一边……”。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30年代和鲁迅“站在一边”，为什么60年代如此兴师动众，要把30年代有关她的记录毁灭得干干净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