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不见血的刀笔吏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杀人不见血的刀笔吏
　　本报记者　林钢
姚文元丧魂失魄地坐在被告席上，不停地眨着白眼。曾几何时，这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权倾一时，何等的威灵显赫，而今成了阶下囚。历史公正地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他原不过是个摇笔杆子杀人的刀笔吏。
在“四人帮”中姚文元执掌宣传大权。全国的宣传、舆论工具，在一个时期内，全部听命于他。“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舆论一律”达到了共和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姚文元正是利用窃取的权力，大批地诬陷忠良，残害知识分子，篡党窃国。
姚文元杀人的武器是他手中的笔。被称做为“文化大革命”的这场悲剧，便是由他制造一连串文字狱而揭开其帷幕的。一篇文章从政治上宣判一个人的死刑，成了姚文元特具的“政治才能”。
在那无法无天的十年里，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姚文元迫害和屈死在他笔下的，不仅有党政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也有工人和农民。“文革”一开始，姚文元就和张春桥一起运动群众，指使“造反派”，诬陷上海市委是“黑班子”，诬陷第一书记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极其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把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迫害致死。
从1976年1月到9月，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这期间，姚文元开足了全国的宣传机器，诬陷迫害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法庭上选择几篇文章作为姚文元的罪证。这些文章，都是由姚文元亲自授意、指使，或经他反复修改，最后定稿的。这些文章，诬陷老干部是“右倾翻案势力”、“复辟狂”、“还乡团”、“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理论、有纲领的复辟活动”。其中最恶毒的是，1976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以“池恒”名义发表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一文，率先鼓吹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走向走资派的谬论，为进一步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发出了总动员令。
在同一时期内，姚文元、王洪文亲自布置，先后四次派人到北京的一些部门，和被他们认为“右倾翻案风”刮得严重的省分，“搜集情况”。姚文元曾向“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鲁瑛面授机宜。鲁瑛昨天出庭作证。他说，姚文元要鲁瑛传达他的讲话“精神”，而又不许说是他讲的。鲁瑛传达的要点是：“走资派还在走，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下去要依靠造反派”“要把眼睛盯住省委”。
那些日子，上百名负有特殊使命的人，活跃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科学院、教育部、国防科委等中央机关，足迹遍及福建、江西、浙江、四川、云南、黑龙江等省。在他们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胡耀邦、赵紫阳、王震、姚依林、胡乔木、彭冲、张爱萍、周荣鑫、叶飞、廖志高、江渭清、谭启龙、韩先楚等同志的
“材料”。白色恐怖再次出现在祖国大地上。诬陷文章铺天盖地，各地揪斗和迫害领导干部的法西斯暴行随之达到高潮。
1976年3月29日，英勇的南京人民贴出了“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纷纷走向雨花台，向周总理献花圈。悼念总理的活动迅速遍及全国城乡。天安门广场成了花圈和诗的海洋。丙辰清明前几天，每天有几十万群众到广场悼念周总理，讨伐四害。
“四人帮”预感到末日行将来临。他们决定镇压。而为了镇压，先要制造舆论。姚文元干得象戈培尔一样无耻、残忍、毒辣。他打电话给鲁瑛说：“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从一开始，姚文元就这样为天安门事件定了性。他亲自布置，派人到现场搜集情况。这些“内部情况”经过姚文元的歪曲和篡改，历史被颠倒了，真理被玷污了，革命者成了反革命，篡党窃国的野心家成了“中央首长”。
法庭的小银幕上，映出了姚文元亲笔删改的《情况汇编》清样：
原稿上的“人民群众”，经姚文元一改，变成了“一小撮坏人”，“反革命分子”。
人民悼念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言行，被姚文元“分析”为“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
有几个家伙，公开叫嚣“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因而遭到群众殴打。姚文元把那句反动言论删去，经此一改，群众便成了无故打人的暴徒；
署名“青年工人丁亮”的一份倡议书，针对当时的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共产主义的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姚文元将它改为：“倡议书公然提出反对共产主义空话的反革命口号。”……
秃笔落处，血雨腥风。四天以后，4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颠倒历史，混淆黑白，莫此为甚。全世界为之震惊。这将是中国新闻史上最耻辱、最黑暗的一页。姚文元事先曾明确“指示”：这篇报道“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报道的每个细节都经过他仔细推敲。事后他又批评人民日报，关于天安门广场事件登的照片，“没有一张与邓小平有关的”。
当时邓小平已经又一次被“打倒”，靠边站了，完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跟事件毫无关系。姚文元为了将邓小平同志置于死地，使他“永世不得翻身”，继续捏造事实，罗织罪名，栽赃诬陷。他亲自授意炮制《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剖析》一文，对邓小平进行了全面集中的诬陷。姚文元在最后审定时，亲自加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四五”运动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和气吞山河的力量，使姚文元看到，他们的倒行逆施，已经激起天怒人怨。诬陷、迫害、监禁都不能达到篡党窃国的目的。在4月3日的日记里，姚文元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却总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作为罪证在法庭放映的这页日记，反映了这个刀笔吏的阴暗而又凶残的内心世界。
法庭把上述被姚文元全文删去的“倡议书”，用幻灯放映了出来。青年工人丁亮的正义声音，回荡在庄严的法庭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们凭共产主义空话窃取了一部分党和国家的权力，他们最终也要穿着这种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被人民扫入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