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的“地位”不能高于群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思想评论

　　党员的“地位”不能高于群众
　　胡鉴
按道理说，所谓某人的地位高于某人，这种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应该存在的。那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因为，“地位”也者，指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等级位置。“地位高”，就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等级高、位置高。封建社会讲究官阶、门第，官阶、门第高，地位就高。在资本主义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谁发了财，地位也高。西晋的左思在他那鞭笞门阀制度的著名的《咏史》诗里写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寥寥数语，对于封建制度下由权势地位所引起的恶果是揭露得很深刻的。至于《共产党宣言》，则把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地位”从属于资财的情形阐述得十分精辟：“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权势和资财，往往如狼似狈，相辅为奸。封建制度下可以仗势谋财，资本主义社会里大抵因财得势，财势双全，地位就更高了。看嘛：《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不过中了一个举人，有点势，便有人来送房送地送银子，地位顿时高将起来；《百万英镑》里的主人公，一朝钱在手，达官贵人趋奉唯恐不及，他的地位俨然比谁都高了。
动辄分地位高低的现象是丑恶的。但是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倒也见怪不怪。因为剥削阶级的社会制度必然产生这种社会现象。
这种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应该存在。因为：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领导者是人民的公仆，各种行业和职务只是分工不同，没有等级贵贱。若论“地位”，都一般高。这个道理自是家喻户晓，无需再絮叨了。
可惜的是，这种现象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并未绝迹。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例。似乎只要是党员，他的“地位”就高于非党同志，甚至包括其说话权在内。党员似乎就比不是党员的同志更有权利讲话，而其所讲的话，有时不管有理无理，似乎都比非党同志讲的话“分量”要“重”！
党员的“地位”高于群众，在我们国家里已经司空见惯。但仔细想来，却很不正常。这是存在于我们党的肌体上的一种疾病，对此不应该讳言。讳疾必然忌医，忌医必然病剧。应该把病情弄清楚，把病治好，才是正道。
回想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之前，在战场上，共产党员和非党同志一起冲锋陷阵；在根据地，共产党员和非党同志一起闹春耕、纺线线；在敌占区，共产党员和非党同志一起“把脑袋掖在裤带上”干革命。那个时候，何曾有党员的“地位”高于群众之事？若问党员有无较高的东西，确也有之。一般来说，在那种情况下，政治觉悟是党员高于群众，公而忘私的作风是党员高于群众，吃苦在前的精神是党员高于群众，从而也使许多党员的威信高于群众。到了我们党在全国取得胜利，成了执政党之初，一般自然是那些觉悟高、品格高、威信高的党员担任各种领导职务。不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大多也很优秀。他们确实都以身作则，带动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因此，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员由钦佩而尊敬，油然产生“仰之弥高”的感情，是很自然的。
如果我们党执政三十多年来，一直保持这种风貌，并且有所发扬光大，那该多好！可惜的是：我们党在执政以后，没有充分注意去清除两千年来压在我们国家、民族身上的封建主义的沉重包袱，而在干部制度上和党的领导方式上又存在着缺点，以致一些党员原有的那几个“高”字便逐渐变化，逐渐消失，最后就只剩下一个
“地位高”了。何以然呢？一来，当封建主义的影响困惑着善良的人们习惯于从
“上面”获得恩赐的时候，一些同样受着这种困惑的共产党员便可能认为：党执政了，等于他这个党员也“执政”了，“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他仿佛就成了从“上面”向“下面”赐恩的人。从上面向下面赐恩，“地位”还不高么？而风气所及，一些并没有“打”过“江山”的同志，入了党，不免也有同感。二来，我们的干部制度实际上存在着信任党员过于非党员、重视党员过于非党员的现象，又无民主选举之风。于是，如果有两个干部，一为党员，一未入党，即使两人政治一样强，业务一样好，一定是对那个党员委以重任；即使那个非党同志的条件更好一些，也很可能还是对那个党员委以重任。这岂不是实际上从制度方面形成了党员高人一等么？除了上面两个原因，如果再多想一想，这问题恐怕还同我们党的领导方式有关。党的领导是必须坚持和加强的。但是究竟什么叫党的领导？什么叫加强党的领导呢？党的领导不能是包揽一切、干预一切。但在实际上，许多同志却把党的领导变成一切包揽、一切干预。而这样的领导又总需通过党的干部和党的成员去执行，因而，非党同志认为党员的“地位高”、“话权重”，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积此三端，久而久之，一些党员就难免把群众原来对共产党员“仰之弥高”的感情看作是共产党员的“地位”高于群众。而群众也难免感到：共产党员并不一定都是觉悟高、品格高、威信高，乃是“地位”高，有的竟高得高不可攀，连说起话来都高深莫测了。
其实，若问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之间有没有“地位”高低之别，答案当然是极明确的：“没有！”但要做到这“没有”二字，却不简单。根本的是要消除封建主义的遗毒和影响，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干部制度。这些亟待专门研究，认真对待。这里仅就共产党员“从我做起”这一点来说。我们必须明白：共产党员是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终身奋斗目标的，为此，就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团结党内外的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这种先进作用要靠模范行动来发挥，不靠党员的称号发挥，更不靠拿着党员的称号指手划脚来发挥。靠这些也是发挥不了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个有三千多万党员的大党。但是在九亿多人口中，党员总是少数。按平均数说，每个党员周围起码还有三十多位非党同志。难道你作为一个党员，就比那三十多人都强？就算你有些方面强一点，离开了那三十多人，你孤家寡人，能干得成事？你有什么权利傲视众人呢？更何况，有些党员无论从思想品质、政治觉悟、业务能力、模范作用等哪方面讲，不但不比非党同志强，甚至根本够不上一个党员的条件。
党员的“地位”不能高于群众，这并非小事一桩，这是一个涉及到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大问题。党、党员、党的干部，都要生根于人民，立足于人民。对于这种关系，用陈老总的诗句咏唱，极为恰当：“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古人是把寸草比儿郎，把春辉比母亲的。我们切不可把三春的阳光和在阳光中成长的小草的位置摆颠倒了。儿郎如果高踞于母亲和父老兄弟之上，作威作福，那么，对不起，尽管你自视甚高，母亲和父老兄弟却觉得你低，低得很：觉悟低，品格低，威信则更低。
值得深思，值得警惕啊，共产党员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