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时代”与外国记者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延时时代”与外国记者
　　李肇星
傍晚，我去一位外国驻京记者家里作客。主人悬挂在墙上的两件“文物”深深地吸引了我。一件是他30多年前在延安与刘少奇同志的合影，背景是我们熟悉的窑洞。照片已经有点发黄。但显然，它是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的。另一件是“文化大革命”残留的一片大字报，字迹拙劣，内容当然与上述照片中那位中国领导人直接有关。这也是我所熟悉的。黯红的纸已经破洞百出，但被精心地裱糊并装进了精致的镜框里。
我无法了解这位阅历丰富的外国老记者的全部心思，但我想，他至少是在怀念“延安时代”与我党领导人的友好会见吧！而且，越是对照恶梦一般的十年浩劫，这怀念便越深，越扣人心弦……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风雷激荡的岁月！困难，国内外敌人制造的重重困难，沉重地压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的头上。这时候，美国记者斯诺的延安之行，以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友好交往，已成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光明的中国的一条渠道，成为世界新闻史上的佳话。其实，又何止斯诺有过这种经历呢！最近，在一位美国新闻界朋友的新著中，我还读到另外一些生动的描述：
延安，某日下午3时。一个名叫斯德恩的英国记者来到毛泽东居住的窑洞进行采访。这里没有层层岗哨的盘查，没有礼宾官员的精心安排，更没有事先拟好的答问提纲。两人娓娓而谈，不知不觉间黄昏降临了。他们走出窑洞，到院子里的苹果树下共进晚餐——没有香槟、茅台，没有鱼翅、海参，但胃口很好，谈兴更浓。斯德恩的笔仍不时地在饭桌边沙沙作响，记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战绩和对未来的展望。晚饭后，他们又回到窑洞，继续交谈。突然，毛泽东注意到斯德恩写字的桌子在摇晃，不知是由于桌腿长短不齐，还是因为地面高低不平。毛泽东抽身走出门去，很快从菜园里拣回一片石头，然后半跪在地上，把那条不着地的桌腿垫平。斯德恩担心过份打搅毛泽东，曾几次起身告辞，主人却一再让他重新坐下……。结果，这次采访一直持续了12个小时，而当时的斯德恩远非名闻遐迩的记者。后来斯德恩在回忆中写道：“翌晨3点钟，当我最终站起来要告辞时，我心情不安，四肢酸痛，两眼肿胀，而他
（指毛泽东同志）却依然象前一天下午那样神采奕奕，兴致勃勃，谈话井井有条。”
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到延安后曾多次采访朱德同志，和朱德同志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在她的恳切要求下，朱德同志于百忙中每周抽出三个晚上与她交谈。抗战爆发后，朱总司令上了前线。不久，她也来到前方，继续在战斗中、工作中，甚至球场上仔细观察朱总司令达一年之久。她采写的朱德同志的传记《伟大的道路》，在欧美和世界各国深受欢迎。当年，史沫特莱也经常去毛泽东同志的窑洞串门。有时候，她甚至“写一张纸条请毛泽东来聊聊，他（毛主席）很快就会过来，带着一口袋花生”。他们在一起纵谈天下大势，偶尔也谈诗词、舞蹈和其它问题，总是那样坦率融洽，情趣横溢……
同样，不少外国记者和友人也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忆他们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在延安的亲切会见。一些外国评论家钦佩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精明地”通过这些接触，使别人了解自己，也了解到关于其他国家的许多情况，同时为未来的中国交了朋友。这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在“延安时代”与外国进步新闻工作者和外国朋友之间结下的友谊，也是当年我们党和群众之间亲密关系的一种延伸。
要知道，那是中国大地风雨如晦的日子啊！这些外国朋友，为了正义的事业，不远万里来到延安，不少人和我们一起吃延安的小米饭，穿八路军的粗布军装，共同度过令人终生难忘的艰苦岁月。正是由于我党领导人的开诚相见、真挚情谊和质朴作风，正是边区军民同他们的融洽相处，使“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革命圣地，通过这些外国朋友的亲身观察和忠实报道，更多地为各国朋友所了解，所同情，为世界人民所瞩目，所仰慕。
今天，凝视这别出心裁的陈设，使我不禁百感交集。一张照片和一片大字报，分别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时代和风尚。“延安时代”的优良作风、正常现象和真挚友谊，到了“史无前例”的年月，竟被明目张胆地诬蔑为某种“罪行”，甚至殃及外国友人，这难道不是对革命历史的根本颠倒吗？
被颠倒的历史正在被纠正过来。与国外人士包括外国记者的正常接触不但恢复了，而且日趋频繁，这可以说是我党恢复“延安时代”优良传统的一个侧面。在新长征的伟大途程上，我们同样需要外国朋友的友谊和支持。让我们把“延安时代”宝贵传统的这个方面，也发扬光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