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正无私的共产党员钱瑛同志 王从吾 袁任远 郭述申 帅孟奇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刚正无私的共产党员钱瑛同志
　　王从吾 袁任远 郭述申 帅孟奇
钱瑛同志是原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她遭受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的残酷迫害，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逝世，至今已七年多了。
钱瑛同志是我党一位杰出的、很有威望的领导干部，她领导过全面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她忠于党的事业，坚持党的原则，密切联系群众，出生入死，艰苦奋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品德和英雄气概。同志们都很尊敬她，爱戴她，亲切地称她钱大姐。她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她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对党忠诚 坚贞不渝
钱瑛同志1925年在湖北女师读书时，就参加了五卅运动，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她辗转于江西、广东、上海等地，坚持开展革命工作。1929年至1931年在苏联学习期间，积极参加了对王明当权的支部局错误倾向的斗争。1931年回国后，她在湘鄂西坚持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洪湖地区，亲自率领赤卫队在洪湖配合红军主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奋战，机智勇敢地歼灭敌人，她的英雄事迹至今仍为群众所传颂。1933年，她按着党的指示，到上海坚持工作。同年4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被捕时，她大义凛然，痛斥特务和叛徒的无耻行径，并打了那个叛徒耳光，当即被特务殴打成伤。后来在法庭上和监狱里，她坚贞不屈，义正词严，以压倒敌人的气概与敌法官辩论，使审讯无法进行。她和同狱的帅孟奇等同志一起领导了监狱里的斗争，为反对敌人的摧残，曾四次绝食。他们还向难友进行气节教育，鼓舞斗志；还以各种方法保护同志，减少损失。在南京反省院她拒绝反省，与敌教官争辩，拒不起立唱国民党党歌，而遭单独监禁。直到1937年9月，经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交涉，才被释放。
钱瑛同志出狱后，曾担任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鄂中区党委书记、湘鄂边区党委书记，在致力于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发展壮大党的组织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钱瑛同志长期坚持白区党的工作，先后在党的西南工委，南方局，重庆局，南京局，上海局担负主要领导职务。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她不畏艰险，深入各地指导工作，整顿党的组织，发展党的力量，办训练班，加强了党的建设，培养教育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她参与领导过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和平、津、浙学生运动。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中共中央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而钱瑛同志仍身居虎穴，继续领导南京、上海、湘、鄂、云、贵、川等广大地区的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争和平的斗争，为在蒋管区开辟“第二条战线”，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全国解放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党中央针对这一重大变化，适时地强调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加强国家的监察工作，同各种不良倾向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适应形势的需要，钱瑛同志长期担任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的领导工作，她经常向党员干部耐心地进行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对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问题，要求件件查清，慎重处理。她在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长兼纪委副书记的重任时，参与领导了“三反”运动，她沉着冷静，对一些案件反复调查核实，排除假证、假供，按照党的政策严肃认真进行处理，既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教育和挽救了不少同志。
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全国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党中央调钱瑛同志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副书记，协助朱德同志主持中央纪委的日常工作。钱瑛同志努力开展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与破坏党的总路线的行为和不良倾向进行了斗争。同时，她很注意通过处理典型的违法乱纪案例向党员干部进行教育，以提高执行党的路线的自觉性。她经常深入各地调查研究，指导工作。1954年，她带领工作组到东北地区，考察了3个省、6个市、20多个主要工矿企业的纪律检查工作，并着重了解了工矿企业中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思想情况以及执行国家生产计划中存在的问题，分别向中央写了两个报告。在报告中指出了一些工矿企业中存在的不良现象，有些党委的领导干部包办代替厂长的行政工作，忙于日常行政事务，忽视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使党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一些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不能及时纠正。为此，钱瑛同志建议，加强党在工矿企业中的政治思想领导、改善工矿企业中党组织的工作方法。这两个报告，中央很快批发给全党。
从事监察工作，公正无私地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向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和不良倾向作斗争，会遇到严重阻力，有时还要担些风险。但是，钱瑛同志本着对党忠诚和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勇于经受这种考验。1957年以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有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独断专行，听喜不听忧，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对批评者进行打击报复，使生产遭到破坏，给群众生活造成困难。当时，中央监委对此极为关注，一再强调各级监委和监察干部要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如实地反映情况，否则就是失职。钱瑛同志不顾自己的疾病，多次率领工作组到问题最多、困难最大的地方去，调查了解情况，纠正“五风”，处理违法乱纪事件，平反冤错案件，解除人民群众的危难。比如，1960年，她带工作组到了西北地区一个省，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实际情况同省委领导同志的介绍完全相反。那里的困难并不是由于群众思想有问题和坏人捣乱引起的，而是由于某些领导干部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征购过头粮所造成的，同时，还发现某些领导干部对敢于讲真话、提意见的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等。钱瑛同志对此十分愤慨。她向有关党委作了汇报外，并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中央当即调拨了粮食，赈济灾民。有关党委也开始甄别平反冤案、错案，调整领导班子，处理严重的违法乱纪事件，使那里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钱瑛同志关心群众生产、生活，支持和鼓励实事求是的同志，维护党和群众利益，深得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赞扬。
钱瑛同志在领导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中，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对犯错误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且身体力行。她殷切地教育监察工作人员：检查处理案件要立足于关心人、挽救人；对违纪问题要抓苗头、抓倾向、抓典型；对党员要经常进行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教育，以防患于未然；对犯错误者的处理，要坚持严肃慎重的原则，既不放纵，也不要草率地给人以纪律处分。她的这些肺腑之言，体现了党的监察干部的高度原则精神，也是纪律检查工作经验的结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钱瑛同志对党忠诚，辛勤工作，成效卓著，获得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好评。少奇同志曾经赞誉她“是有领导能力的，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同志”。但是，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康生之流却对她极为嫉恨。当时钱瑛同志便预感到了这一点，并作了以身殉职的准备。她说：“过去我曾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去和敌人进行斗争，现在我还是这样，不过斗争比那时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了！”钱瑛同志对党和革命事业是何等坚贞呵！
不畏权势 刚直不阿
钱瑛同志有一句口头禅：“不怕鬼”。她不畏权势，鄙视逢迎，不计个人得失，也不顺风转舵，而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早在延安整风后期，审干中发生“抢救运动”的错误时，钱瑛同志坚持正义，不避嫌疑地为白区党组织遭受冤屈的同志作证和辩护，向审查干部的同志介绍白区工作的情况和特点，保护了不少同志。
1958年以后，中央监委对风靡一时的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高征购等左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派了不少干部和工作组深入基层进行考察。钱瑛同志也亲自下去调查研究，向中央如实地反映了情况。在甄别平反反右倾斗争案件的工作中，钱瑛同志和监委的同志一起，作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采取了加速甄别平反的措施，在短短几个月内，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1962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反对翻案风之后，中央监委根据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上反映的：确有少数人无理闹翻案，但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该平反的没平反。针对这种情况，钱瑛同志参与领导提出了善始善终做好甄别工作的意见。指出凡是处理错了的案件，就要平反。同时，对如何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结出一套很好的经验。
钱瑛同志经常说：“办事要抓关键，这样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她在协助安徽省委搞好甄别平反工作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当时，安徽省领导上瞎指挥，使农村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还把几位持反对意见的省级领导干部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株连了一大批干部。中央监委从人民来信来访中得知那里的问题严重，曾几次派人去检查，冲破了层层封锁，了解到真实情况，报告了中央。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让钱瑛同志同他一起参加这个省的会议，帮助与会同志解除了顾虑，向中央如实反映了情况。会后钱瑛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带领工作组去协助省委进行甄别工作。她首先对几位省级领导同志受处分的案件，深入调查，反复核实，查清确属冤案、错案，坚决予以平反。受到株连的冤、错案件也迎刃而解，其他的错案凡已查清了的都得到了平反。就连省委书记李世农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张凯帆同志被错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阶级异己分子那样的“铁”案，也都平反了。当时，改正反右派运动中发生大量错划的问题，还没有列入工作日程，但钱瑛同志率领的工作组在发现确有错划的右派之后，也改正了一大批。这在当时是需要具有革命胆略才敢做的。她不怕有人不满，也不怕有人在北京散布流言蜚语，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协同省委坚决落实政策。这样一来，全省上下，人心大顺，在省委的领导下，重新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发展生产。不到两年，那里形势便好转了。钱瑛同志在安徽的工作，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周恩来同志赞扬她“铁面无私”。
钱瑛同志在进行甄别工作时，总要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考虑，不轻信，不苟同，不妄断。对错案，坚决纠正平反；处理正确的案件，不准翻案。如对四川省的刘结挺、张西挺的处理就是一例。当时，钱瑛同志根据事实，始终坚持中央监委对他们开除党籍、撤销工作的决定，不准翻案。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和康生竟公然为刘、张平反，并派他们回四川筹组省革委，给全省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灾难。
钱瑛同志严于律己，反对文过饰非，勇于自我批评。每当她发现自己对某些事处理不妥，或对某同志处理错了，就及时纠正。
钱瑛同志平等待人，诚挚热情，与广大干部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在担任监察部长、内务部长和在中央监委工作期间，每年大约有一半的时间深入基层，去过许多省、市、自治区，进行调查研究。她对地方党委很尊重，每到一个地方，要向地方党委说明来意，离开以前，要汇报工作。她从不满足于听汇报，必定要到工厂、矿山、机关、学校、县、社和农村去，到群众家中去访问，察看实际情况，倾听基层党员和群众的反映。掌握第一手材料，并亲自作笔记。她对同去的同志说：“把门打开，不要挡人”，让找她的群众进来，不管她正吃饭，或已夜深，都乐意倾听来访者的意见。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钱瑛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28年，她与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谭寿林同志结婚，婚后才3个月，即奉调出国学习。1931年她回国后，到洪湖地区工作。不久便传来了谭寿林同志在南京英勇就义的噩耗。她化悲痛为满腔革命烈火，把自己的身心全部融化到革命事业中去。从此再未考虑个人的家庭生活，心中只有党的事业。由于她在敌人监狱里受到严重摧残，体弱多病。1951年，有一位外国医生对她进行了体检，说她“寿命只有几年了，不能再工作了。”但她根本不予理会，一直勤奋工作。她常说“我们不是八小时工作制，是包干制”。她捷于行而敏于思，刻苦地读书，认真地阅读文件，经常亲自动手整理材料、起草报告，不顾疲倦地工作到深夜。她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也为大家称道。出差时，总是和同志们一起吃住，从不接受特殊照顾，不接受礼物。她居室陈设简单，衣着朴素；但对同志们的生活却很关心，有时亲自给病人送药、送补养品，还常常拿出自己的工资来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志。钱瑛同志闲谈时，爱讲烈士的英雄事迹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品德、作风，借以教育干部，但她从不谈她自己的斗争事迹。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把中央监委作为攻击的重要目标之一，全面否定党的监察工作，对中央监委进行了一系列的诽谤和攻击，胡说什么：“中央监委机关长期以来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所把持，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和御用工具。”还诬蔑中央监委积极“推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刮翻案风、阴暗风、单干风、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监委的委员们和由党组织审慎选调的大批监察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死党、帮凶等等，对中央监委的十五位常委除书记一人外，都加以残酷迫害。其中被迫害致死和含冤逝世者8人，到了1969年初，竟将一个经中央委员会庄严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委撤销了。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残酷迫害中央监委的干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惊人的。他们迫害钱瑛同志的手段，极为狠毒，对她进行了种种凌辱和折磨。但是铁窗怎能关住钱瑛同志对党的事业的一片赤诚呢？她依然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操心。在被监禁期间，她多次要求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多次要求：“让我搞点劳动吧，掏掏厕所也可以”，对派几个年青人看管她，感到实在浪费人力，多次提出：“我不跑，可以让他们去干些别的工作”。但是，她所得到的，除了那本《红旗》之外，就是无情的摧残。她身患重病之后，对她的折磨仍然是有增无已。就是在医院里，也不放松对她的摧残。他们把病房的窗子钉死，派六条汉子严密看管，连上厕所都不准关门，更不准任何人去看她。钱瑛同志在痛苦的熬煎中对革命前景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在病危的时候，她还用微弱得刚刚能听到的声音，向以查看病房为名去看望她的医院党委书记说了四个大字：“我向前看！”这铿锵的语言，表达了一个坚贞的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必胜的坚强信念，也表达了她对一小撮混进革命队伍的败类的极大蔑视。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终于还其本来面目。钱瑛同志蒙受的冤辱已经得到了彻底昭雪。1978年3月23日，党中央为钱瑛同志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对钱瑛同志革命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祸国殃民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如今受到了人民的最后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