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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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中央对地方提出了四条，就是：中央没想到的，地方可以想；中央没有叫干的，地方看准了的，可以干；中央所说的不适合地方情况的，地方可以变通办理；中央决定错了的，地方可以争论。一个叫想，一个叫干，一个叫变，一个叫争。当然，按照组织原则，这几条都需要向上级、向中央及时反映汇报，或者交换意见，或者请示报告。同时，该集中的一定要集中，一定要服从统一指挥。否则，各行其事，上级和中央一点不知道，那也是会出问题的。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去贯彻上级的指示，这才叫做按唯物主义办事。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今天出版的《红旗》杂志1980年第24期，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全文如下：
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对我们广大干部，特别是做宣传工作、理论工作、报刊工作的干部，是一个根本的要求。这不是什么新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立场、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讲过，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还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
以往的实践反复证明，是搞彻底的唯物主义，还是搞唯心主义，对于我们许多同志来说，并没有解决好。有些同志本来是正确的，后来背离唯物主义，搞唯心主义，犯了错误。有些同志主观上想搞唯物主义，实际上还是滑向了唯心主义。
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紧密地联系实际，联系群众。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一定要走到脱离唯物主义。
这里，想从五个方面谈谈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问题。
第一，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上级的指示
对上级的指示态度不正确，往往是我们离开唯物主义、犯主观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方面。
什么是上级呢？有上级组织，上级机关，上级部门，上级负责人。这些概念有联系，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情。当党内生活不健全的时候，以个人代替组织，个人代替党委，就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所以，不能把上级负责人个人同上级划等号，不能把个人的东西都当作必须坚决奉行的东西。当然，在某一个时候，在一定的情况之下，党委没讨论，没做决定，他个人发现了问题，并提出了很好、很精辟的意见，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但是，一般地说，经过大家讨论的意见，总是胜于个人的意见，集体的智慧总是超过个人的智慧。所以，把上级负责人个人的意见就当作上级的决定、指示，这是不妥当的。
上级的东西要不要执行？当然要执行。但是，各级党委在执行的时候，一定要把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个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任何时候，如果不把中央、上级的意见，即使是正确的意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加以具体化，满足于照抄、照转、照搬、照套，就是错误的，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因为中央是从全国的一般情况出发的，只能讲一般的原则。中央、上级也不可能把一切都想到，把一切都安排好。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情况非常复杂，事物在不断地发展，中央不可能把一切问题都想得很周密。所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中央对地方提出了四条，就是：中央没想到的，地方可以想；中央没有叫干的，地方看准了的，可以干；中央所说的不适合地方情况的，地方可以变通办理；中央决定错了的，地方可以争论。一个叫想，一个叫干，一个叫变，一个叫争。当然，按照组织原则，这几条都需要向上级、向中央及时反映汇报，或者交换意见，或者请示报告。同时，该集中的一定要集中，一定要服从统一指挥。否则，各行其事，上级和中央一点不知道，那也是会出问题的。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去贯彻上级的指示，这才叫做按唯物主义办事。
上级可不可能犯错误？中央可不可能犯错误？中央的负责同志可不可能犯错误？都有可能。中央的决定、中央的文件、中央同志的意见，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能出现错误。五十年代末期以后，由于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缺乏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的负责同志就开始离开了自己的正确思想，犯了错误。多少年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搞个人迷信，把个人封成神，认为谁谁说的做的都是百分之百正确，不可能有错误。什么明察秋毫呀，洞悉一切呀，大救星呀，那是封建愚昧的表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还搞了一段个人迷信。危害之烈，莫此为甚。这样搞，第一，根本不可能有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专制主义，并被某些坏人利用搞法西斯主义。所以，个人迷信这种根本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必须严肃批判，以后再也不能搞了。我们共产党员，只有能力大小强弱之分，没有绝对行同绝对不行之分。不能说这个人的能力绝对行，那个人的能力绝对不行。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少地方几乎形成了一种习惯，传达上级指示一个字不能掉，要一层一层传下去。根本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哪些要办，怎么办。认为传达了，事情就完了。这种机械的、形式主义的做法，我们要坚决废掉。这种封建性的个人迷信，必然把我们的思想束缚得死死的，造成极不正常的政治局面。这样一来，不负责任就出来了，创造性就没有了。什么叫推？什么叫等？什么叫靠？推、等、靠，大都是这样来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路线时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我们把它扫了一下，思想解放了。以后这个东西又复活了。这几年扫了扫，但是不少地方还继续盛行。我们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这种恶劣的风气纠正过来。不然，什么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什么朝气蓬勃的创造性，都起来不了。
第二，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工作
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也确实不容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能有两种：当我们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办事，按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的时候，就可以多多少少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背离人民群众的意志，就要多多少少延缓或阻挠历史的前进。
我们不能把个人放在人民群众之上，不能把个人置于历史规律之外。个人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推动历史前进的。为什么号召打倒“刘邓司令部”，十年还打倒不了呢？就是因为违反了历史发展规律，违反了党心民心。为什么“四人帮”一举被粉碎？就是因为他们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是孤家寡人，摧枯拉朽，不发一炮一弹，就被打倒了。“四人帮”祸国殃民，不得人心，早已是空架子。他们罪恶的事实教育了人民，人民早已起来作斗争了。天安门事件就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所以，归根到底，粉碎“四人帮”的一举，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生动表现。中央的同志顺应党心民心，作出决策，粉碎了“四人帮”，减少了我们党的损失，是有功的。但是，这两者不能颠倒，颠倒了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就是错误的。必须看到，历史发展规律，人心所向，还是第一位的。
关于宣传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多少年来，我们在思想、理论上相当混乱，即使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澄清。什么大救星啦，什么首长到我们这里来是莫大鼓舞、莫大鞭策、莫大教育、莫大幸福啦，诸如此类的话，以后再也不要说了。我们的一些同志往往受小生产思想的影响。小生产的软弱地位，决定了他们没有远大眼光，需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往往企求于大救星，把自己看成无能为力的。对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对封建迷信，要做工作，要逐步使人们从这种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翁。正由于我们正确对待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许多问题才搞得清楚。比如，人总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没有完人，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人。对每个同志来说，总是既有成绩和优点，也有错误和缺点。成绩、功劳有多少之分；缺点、错误有性质和大小的不同。但一点错误都不犯的人是不会有的。再如，成绩从哪里来的？主要是党的培养，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当然与个人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错误从哪里来的？人们在错误路线下会犯错误，在正确路线下也可能犯错误，这里总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每个人都有个主动性的问题。我们要发挥主动性，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消极被动的。
还有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我们的工作经常有成绩也有错误，要不断总结经验。总结经验就一定要搞批评和自我批评。明明不对，硬要说对，明明不好，硬要说好，这怎么叫讲真话，怎么能总结经验呢？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要学会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们的国家里，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不好，往往可能发展为势不两立，发展为对抗。不久前《中国青年报》登了一篇通讯《爱的力量》，讲的是两个要自杀的女孩子，由于我们许多同志及时地、真诚地做了思想政治工作，最后挽救了她们。这个事例说明，只要我们做细致耐心的工作，就可以使许多人民内部矛盾不至于激化起来，并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各部门之间，也有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能采取激化的办法，要靠批评与自我批评妥善地加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有些事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解决，但有的同志采取激化的办法，就往往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里还有一点需要着重指出的，当着人民内部矛盾被错误地处理，走向激化时，我们千万要冷静，不要跟着起哄，需要忍耐一下，有意识地“钝化”一下，实行“冷处理”。常言说，宰相肚里好撑船，听听不同意见还是有好处的。根据历史经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不要躺倒不干；第二，不要急急忙忙反击。如果相信自己是对的，为什么要把自己推向不对的方面？如果觉得自己也有点不对，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些不对的东西？我们是对的，人家反对不了，推不倒；我们有缺点，人家指出了，就认错，这就很好，就比较容易解决问题。所以，对待自己要经常坚持两分法，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使自己负激化矛盾的责任。
第三，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我们国家的大事
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建国以来，是轰轰烈烈的31年，还是乱七八糟的31年？是光明的31年，还是黑暗的31年？总的来说，从历史发展趋势来说，是轰轰烈烈的31年，是光明的31年。第一，社会主义是一个新鲜事物。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讲，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诞生以来的时间还很短，实践经验还极其有限。第二，我们有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国家很大。有的外国政治家就对我们说：你们十亿人口，按我们的标准，我们可不知道怎么办哩！这是真话。所以，不能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说得一钱不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制度。这一条是不能动摇的。我们只能说，由于我们党内出了坏人，我们有的领导人犯了错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但是决不能因此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优越性。有优越性没有很好发挥出来和根本没有优越性，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31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主要是：第一，我们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实现了按劳分配；第二，我们有了相当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两大条成绩，我们就有了前进的阵地。不能因为讲我们的错误，就把我们的成绩甩在一边。
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出现过严重危机。危机的顶峰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前。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基本上结束了这个危机。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个危机带来的后遗症。经济上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要采取有效的办法认真克服。因此，对经济工作、宣传工作，我们要谨慎。总之，一个是不要自己吓自己，一个是不要自己麻痹自己。我们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人民，是能够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各种暂时的困难和问题的。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复杂，工作量很大。我们要把国家搞好，基本上是两条。第一条，力求国民经济有稳步的上升，包括人民生活有适当改善，文教事业、科学事业有所发展。搞好这一条，就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明年要进一步调整，进一步压缩基本建设，真正退够，去掉盲目建设。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各级党委、政府、宣传部门，都要扎扎实实地为经济建设服务。第二条，政治上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要继续努力消除一些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安定团结不是什么事情也不去办，或者一切都照老规矩办，那样也安定不了。要按照法律程序同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作坚决斗争，要把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分子从领导岗位调开来，对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那些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要研究和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要随着历史的发展，发扬安定团结的积极因素，消除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消极因素。什么是积极因素？例如发扬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健全我们的民主生活，加强我们的法制等等。什么是消极因素？例如不正之风等等。当然，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要讲究领导艺术，分清轻重缓急，有正确的措施、步骤和方法。
第四，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群众
我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很好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模糊这个认识。我们有的同志成天看一些出事情的材料，集中起来就以为很多很多。实际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与我们的总人口一对比，干坏事的、闹事的，那是极少数。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人们的认识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能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可是，我们不少同志的思想往往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我们要看到问题的存在，但是也要看到，有些问题只是枝节，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情。这样我们就不会慌乱。我们还要说，许多问题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由于我们自己没有做工作，或者处理不当，激化起来的。在这方面，我们思想工作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所以，不向群众做工作，不提高群众的思想，不引导群众前进，那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放弃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职责。我们的职责是改造社会，改造人，使人们的觉悟向更高的水平前进。
我们经常批评的官僚主义，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只躲在房子里面办公，脱离群众。不动员我们的党组织、工会组织、青年团组织和我们的干部，到群众里面去，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情绪，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这一点，列宁讲过很多，毛泽东同志也讲过很多。我们一定不要同群众隔离，要更有成效地向群众做工作。我们做工作的着眼点，是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实现四化、改造中国的豪情壮志和英雄气概；同时，也要提倡舍己为公、助人为乐的良好的社会风气。我们的社会制度为培养、形成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开辟了道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尔虞我诈是被否定的。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并不是已经没有了，还是有，而且还可能滋长。但是，同资本主义国家比，少得不知多少倍。
我们要引导青年奋发图强，脚踏实地，为人民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要防止青年人陷于目光短浅或者好高骛远的境地。人在青年时代，确有优点，也确有弱点。弱点往往是或者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或者目光短浅，小天小地。我们的宣传工作不要助长他们弱点的发展。要发扬积极的东西，奋发图强，舍己为公，朝气蓬勃地前进。我们现在拨乱反正，进行四化建设，在群众里和干部中有千千万万真实的动人的事迹。我们的思想理论界、报刊新闻界、文艺界，要多反映这方面的东西。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那种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动人事例来教育人民，这是最好的教材。这方面我们现在做得还很不够。
我们要很好地重视知识分子，重视文教事业。知识分子很重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普遍缺少知识，而知识和知识分子是密切不可分的。我们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对知识分子的使用还不够妥当，对他们的许多实际困难，如住房、两地分居、工资问题，也还没有很好解决。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却说，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待遇过头了，他们翘尾巴了。可见，这个工作阻力很大。知识分子的头刚刚抬起来，有极少数同志又想把他们压下去。这就要向有关各方面的同志做工作。多年来，在许多方面，我们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不是唯物主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改变歧视知识分子的状况，克服歧视知识分子的残余思想。我们要下定决心，采取措施，非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不可。
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小城镇，破烂不堪。云南的保山县有一个板桥公社，粮食单产高，亩产1，700斤，确实是个好公社。板桥镇原来的600户中，有120户是从事手工业、服务行业的，很热闹。现在一看，差得多了。我们的国家，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民主改革，后来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小城镇里的住户，有许多搞农业去了，很多小商小店没有了。现在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要使农村里面的知识分子不到大城市来，不解决小城镇问题就难以做到。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城镇，首先要解决发展方向问题。要好好地搞集体所有制，搞服务行业，搞手工业，搞饮食业。在思想政治上和社会风气上，要来一个5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这些工作，都要采取一些有效的办法，扎扎实实地进行，不要一哄而起。在小城镇，把照相馆、理发店、洗澡塘、娱乐场所一搞，治安也就好了。所以治安不能只懂得抓人，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面，发展教育文化娱乐事业，使青年人有事干，有书读，有地方玩。那样，社会就会繁荣安定。现在中小城市工作非常薄弱，这个问题非解决不行。要搞试点，把小城镇的建设搞起来。
第五，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的命运同党的领导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离开党的领导去谈什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我们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流砥柱。只有我们党能领导中华民族翻身。这是毫无疑义的。别的党不是都试过了吗？不行，国民党就不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只有我们党能领导。总的讲，我们的1，800万干部，3，800万党员，无论老干部、新干部，老党员、新党员，绝大多数都是好的。这是不能怀疑的。但是，主要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党受到很大摧残，党的战斗力大大削弱，加上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党员思想上的灰尘，比过去、比“文化大革命”前、比延安时期增多了。相当多的党员不合格，或者不完全合格，党的形象受到很大损害。不看到这个方面是不对的，不是唯物主义的。党的威信不高，是现实的实际情况。因此，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不改善党的领导，就不能坚持党的领导。
我们党的60年历史，经过两个阶段。 28年搞民主革命，夺取政权；31年是执政党。执政党同地下党、非执政党，有什么根本区别？党执政以后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党执政后不能够命令群众，不能把自己变成旧社会那样的统治者，那样的统治阶级。社会主义可以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这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说得通的。墨索里尼，开始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以后成为社会法西斯。中国也有，林彪、“四人帮”要把社会主义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党蜕化变质，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认真地改善党的领导。
如何改善党的领导，需要研究一系列问题。如加强民主集中制，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等。还有一条，就是坚决克服不正之风。克服不正之风，是个原则问题，是不能动摇的。当然，这项工作会遇到很大阻力。纠正、克服不正之风，方向上要坚定不移，不能有什么错觉。在方法、步骤上是要认真研究的。鉴于不正之风在一个时期相当盛行，纠正不正之风，要注意这么一些问题：第一，《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以前发生的问题从宽。除个别民愤极大的，不要再查。《准则》公布以后、五中全会以后，特别是现在发生的问题，要认真对待，要从严。第二，对于不正之风，不管查到谁的头上，都要核实。鉴于过去的教训，不要起哄，不要当成运动来搞，不要搞成一股风。往哪里核实？当然要通过所在机关、通过党委核实。事实一定要核实清楚。没有闹清楚之前，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以免误伤了好人。核实材料，要征求本单位意见，也要听取本人意见。第三，要抓重点。克服不正之风，是人人有责、级级有责的。在克服不正之风方面，每个党员都要提高自觉性，提高坚定性。我们既然是共产党人，就一定要增强党性，不怕吃苦耐劳，有决心、有勇气、有办法去掉我们身上的一切不正之风。
我们党的绝大多数人是从小生产者出身的。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内存在不正之风的一个社会根源。农村、城市的小生产者，在民主革命时期，确有革命性，轻视这种革命性是错误的。但也确有弱点，比如自私、保守、狭隘等等。所以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在他们的著作中，反复强调在党内要克服小生产者的思想，共产党员要有伟大的无产阶级气概、胸襟、眼光。我们同不正之风作斗争时，宣传、教育战线的同志要从正面来启发，给广大党员以思想武器。要特别注意，在党的历史上，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榜样是大量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我们确实有许多模范党员、模范干部。我们的报刊要多宣传这些东西，使搞不正之风的人看后感到惭愧。我们一定要用正面形象来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鞭策落后者。
我们的方法主要是表扬，同时也要有批评。纠正不正之风，提高党的战斗力，各级党委、每个党员都要主动。我们党的每个细胞，都要毫无例外地为党的肌体更加健康而努力奋斗。这是我们每个党组织、每个党员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