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亭冤案平反为何这样难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李之亭冤案平反为何这样难
编者按：为李之亭同志的冤案平反为什么这么难，主要是因为制造冤案、现在仍在台上的人软拖硬顶。大量事实证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是任何人也阻挠不了的，迟平反不如早平反，拖泥带水不如干脆利落。那些至今对某些冤假错案仍然软拖硬顶的地方和单位，不要再拖下去、顶下去了。
十年浩劫，惨遭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迫害的同志，当接到组织上的平反决定时，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可是，李之亭同志每次接到山东省和青岛市委的平反决定时，却气得说不出话来。
这是为什么？
李之亭，“文化革命”前任青岛市市南区宣传部长、副区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对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反革命行径进行了抵制。1967年，康生指使王效禹在青岛制造的“1．22”反革命夺权，李之亭坚决反对，因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长期关牛棚。1970年，王效禹垮台了，李之亭解放了，他由群众推举，被结合为市南区革委会副主任。当上级指名要选康生的儿子为十大代表时，李之亭表示反对。因此，青岛市革委于1974年5月决定李停职检查。1975年3月，王洪文批示海军赵孝庵同志反康生一案涉及李之亭，因赵、李在一起议论过“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引起了全国武斗”，“康生支持王效禹和康的儿子搞乱了山东”。这还得了，都是“反革命”啊！1975年10月，省委主要负责人决定对李之亭立案审查。
粉碎了“四人帮”，理应给李之亭平反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那“反康生就是反革命”的信条，还在起作用。1976年12月8日，山东省委写出报告，竟认为“李之亭等人接受和传布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政治谣言，实属严重政治错误”。这还不算，到了1977年11月，青岛市市南区委写出报告，说李犯了接受、传布、搜集反革命政治谣言，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指康生）等错误，要求市委办李之亭留宿学习班或隔离审查。当时市委负责人为了给自己留后路，耍了个花招，没有下达正式文件，而用电话通知决定将李隔离。1978年7月，从北京来了一位当时的中央负责人，他听了青岛市委主要负责人汇报李之亭攻击康生言论后，指示：“李之亭的问题还要继续查清。”这一下，市委更来劲了，加派岗哨，对李严加看守。李之亭和他的爱人张茜没有被吓倒，他们冲破重重封锁给党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拍了电报，还连续给中纪委和中组部写了申诉材料，在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督促下，1979年1月4日李之亭同志才被解除关押。
李之亭虽然恢复人身自由了，但对他的平反却一拖再拖。本来，最高人民法院于1978年12月21日发出通知：“对因反对康生而以反革命罪判刑的案件应一律平反”，但山东省委拖了近4个月，由省纪委给李之亭等人做出一个有关海军赵孝庵反康生一案的平反决定。但市委对李之亭一案却迟迟不予平反。1979年7月，中组部几位同志根据中央领导批示到青岛调查，认为李之亭是影射攻击康生的，应予平反。他们和市委领导交换意见，提出平反要干脆，要把平反决定中的派性尾巴去掉，市委领导当面答应了。谁知中组部的同志走后，市委对李之亭同志的平反拖了近5个月才印出一个决定。李之亭一看，决定中却写上什么：“李之亭同志虽有派性错误，但属于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李之亭十分气愤，当然不能接受。他质问市委领导：“你们为什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难道清查中非法关押我401天是对的吗？”市委秘书长却笑眯眯地对李说：“这只是在文字上绕个弯，不影响平反。”其实，这个“尾巴”有奥妙，因为在清查中，青岛市委偏离了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错误地提出清查“一个体系三股势力”，实际上是整了反康生、反王效禹的干部和群众，李之亭是一个被整的代表人物，给李留个尾巴，就可以“证明”市委是正确的。所以，市委不顾李之亭的一再反对，坚持在平反决定中加上派性的“尾巴”。
今年8月，中纪委调查组到青岛，指出市委主要领导人对李之亭平反软拖硬顶的错误，并希望他们作自我批评，尽快给李之亭落实政策。青岛市委勉强于9月17日做出平反决定。但是，市委对李之亭的平反工作很不严肃，很不认真，不少应该做的事没有做。比如，应该给李之亭在适当范围开个平反会，但一个会也没有开，平反决定是市南区交通员送去的。在市南区因李之亭反康生冤案株连的干部至今没有彻底平反等等。因此，李之亭同志认为理不通，气不顺，他连续两次给市委主要领导人写信申诉意见，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李之亭平反为何这么难，阻力主要来自制造冤案的、现在又在台上的人。原青岛市委书记、现任山东省副省长的那位同志，整李之亭时劲大得很；市纪委一位副书记是办李之亭反康生案的领导者，给李之亭的平反怎能做到痛痛快快呢？加上干部中的派性，所以有人千方百计地软拖硬顶，最后当被迫不得不宣布平反时又草率从事，对有关问题不作妥善处理。
《光明日报》记者 肖黎 本报记者 段存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