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评长篇小说《破壁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文艺新花

　　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评长篇小说《破壁记》
　　郭志刚
回忆有时候是令人痛苦的；但回忆也能够帮助人们吸取生活的营养，总结历史的教训，使得人们变得更加聪明和成熟起来。我读《破壁记》，就有这样的感觉。陈登科和肖马同志合写的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一次把我们带进了那刚刚过去了的、象噩梦一样的十年动乱时期。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说过：“抗日战争，也只不过八年！解放全中国，只用了三年。”而那场一度被称作“全面内战”的大动乱，却用去了整整十年。要在艺术上概括这段生活显然是不容易的。但两位作者却以自己新颖、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较为成功地再现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这里有“被折磨得没有烟了”的烟囱，有被当作修正主义根子刨去了果树的光秃秃的土地，有商业单位的走后门以及伴随而来的粗俗的骂街吵嘴，有钻在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内部残害人民、鱼肉乡里的大小恶霸……而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在新中国历史上这段困难而特殊的时期，同样“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如：丈夫受害而死，仍然默默为人们酿造幸福的田嫂；秉性鲁直、敢作敢当、嬉笑怒骂不失绳度的鲍大嫂；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却仍然一心系念祖国声誉的爱国华侨袁婷；识见坚定、宁死不屈的革命军人史桢，直到安东、昔憬和程璞这三个经历不同、性格各异，但对共产主义事业都怀着崇高信念的党的高级干部。作者所用的笔墨虽然多寡不等，但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他们，在中华民族这段痛苦的时期，充任了历史的脊梁。总之，小说反映的生活面是如此广阔，工农商学兵等各行各业，几乎都被触及到了。
将如此广阔的、具有社会规模的题材熔铸到一部小说中去，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作者必须找到具有相应容量的、灵活而紧凑的结构形式，在感受和评价生活的基础上，对他们的全部素材进行有效的剪裁、加工和组织。作者选择了安东作为揭示“人生之幕”的突破口和贯串全书的人物，这是很有意义的。安东是一个在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党的高级干部，解放后担任了一个中等城市的市委书记。他的经历和职位，使他上可通到中央，下可深入与民同栖同息的毫末之地，这给作者提挈全篇题材和结构整个故事，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再从时间上看，作者主要选择了从1975年4月安东获释，到1975年10月再度下狱这段时间里主人公的所见所闻和举动措置，作为展开故事的契机。如人们所熟悉的，这是十年动乱期间光明与黑暗进行激烈搏斗的又一个重要关头，由于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就使得这段时间获得了特别强烈的色彩和光度。作者把故事的重心放在这一年，不仅使他们获得了感光充足的画面，也使他们对好了一个合适的“焦距”：他们可以既优裕自如、又毫不浪费篇幅地将整幅图象拉入读者的视野。这样，无论从空间和时间上，作者都找到了适度的位置和机会，于是，作者便采用了自己所熟悉的电影的结构方式，一气呵成地拍摄下了那些既能互相独立、又具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的镜头。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谦虚地讲到的那样：这很象“一本本没有剪辑的电影胶片，印着一连串支离破碎的镜头。这些镜头摇过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上一段痛苦的曲折”。
作品取得成功的更重要的一步，是作者对生活本身进行的观察、探索和研究，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对题材内部意义的深入开掘。小说第三章借着安东出狱后对昔憬讲的一席话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大多数执行任务的人，良心还没有称斤称两地卖掉！不过，我感到痛苦的是，不知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我们党内这样一批奴才！”小说第八章，通过芸芸的日记，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出过黄继光，邱少云，和雷锋叔叔的新社会，为什么有那么许多可怕的事”？为了探寻造成“十年浩劫”这一历史怪现象的根源，作者把锐利的笔锋伸向了1958年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和1959年的“反右倾”，指出还在那个社会主义的光明时期，就已经罩上了黑暗的影子：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敢讲真话的程璞、周钢、田义寿等一批好党员、好干部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象成跛儿这样一些看风转舵、专事吹拍的家伙却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起来。小说对十几年的历史教训所作的形象化的揭示，可以用程璞的一句话表示出来：“我做了几十年共产党员，现在才算稍稍懂得了一点社会主义时期的斗争”。小说所描写的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种种现象是令人痛心的，甚至是耻辱；但是，“这些本来都是属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垃圾，难道还要我们来用社会主义的旗帜把它掩盖起来”吗？我想，不论是创作了这部小说的作者，还是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都会情不自禁地奋袂而起，迸发出同一个信念、同一个声音：一切都是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小说也不是无懈可击的：程璞显然是作者歌颂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前半部分（即在“大跃进”和“反右倾”中）的性格、行为，是写得深沉、坚定、真实感人的，后半部分的行动，特别是在狱中还那么得心应手，则似乎脱离了他的环境、条件所能允许的范围，给人以不真实和不自然的感觉（当然有些地方还是描写得好的）。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大概还是从前有些作者容易犯的一种老毛病：超越客观条件地过分理想化了自己的英雄人物。其次，有些描写也有牵强之处，如让安东在1966年冬天还公开在大会上讲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话，就是不够真实的。因为批判这个口号的“五·一六”通知早已弄得家喻户晓了。安东即使有这种勇气，也不符合他市委第一书记的身分。又如在游斗“小反革命”昔霁时，作品写的观众中有人公开质问、甚至责骂押送者的情景，也是有违当时的环境和气氛的。这些地方虽是末节，但正如在一件漂亮的细陶器上出现的“小砂眼”，毕竟会损害艺术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