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调查·创新——顾炎武的治学方法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读史札记

　　读书·调查·创新
　　——顾炎武的治学方法
　　任清
提起顾炎武，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确不愧是我国17世纪有影响的爱国思想家；不仅如此，他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识渊博，又是一位开一代风气的著名学者。其治学方法的特点是既认真读书，又进行实地调查，思考问题，勇于创新。
顾炎武生活的时代，已是封建社会的后期。当时，在封建专制文化政策下，占支配地位的学风日益颓废和没落。多数封建士子只埋头于《四书》、《五经》、八股词章，甚至于连经书本文也不读，一味地捧着《语录》讨生活，正如顾炎武所指出的：“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以其袭而取之易也”。顾炎武毅然倡导经世致用的新学风。
要开创一种新的学风，必须认真读书，批判地继承总结前人文化成果。顾炎武正是这样做的。他6岁时，便由母亲授《大学》，7岁跟老师读书，9岁学《周易》，10岁时祖父又教他读孙子、吴子诸书及《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11岁又读《资治通鉴》……可见，他在少年时代，就奠定了扎实的学习基础。他青年时期，又“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中年之后，因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屡遭缉捕，不得不颠沛流离，南北奔走，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他依然好学不辍。到了晚年，每叹朋友之中，老而废学者十居七八，他认为“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君子之学，死而后已”，表示要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他的学生曾说：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潘耒《日知录序》）
顾炎武治学方法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仅仅停留在书本知识上，而是把读书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他生平“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在游历中“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2）由于顾炎武的许多著述属于历史地理范围，他在游历时总是随身带着这些书稿，每到厄塞险要，都仔细调查访问，发现自己的著述与实际情况不符，就对照改正。他在考察中，还搜集了不少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他曾说：“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同时，顾炎武通过接触实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潘耒《日知录序》），也加深了他对社会实际与民生疾苦的了解，有可能提出进步的主张。譬如他写的《钱粮论》，就是通过对历朝赋税制度的考证，又经实地调查写出来的。他在该文中说：“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这里所反映的情况是指陕西关中，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缺乏银钱，然清政府规定田赋要交纳银两，迫使农民把粮食换卖成银子再向官府交纳，造成谷贱银贵的现象，虽丰收之年，农民犹被逼得卖妻鬻子。针对这种状况，顾炎武提出交纳田赋，征银或纳粮，应据各地情况而定。
顾炎武十分强调创新，他认为从事著述或写作，如盲目摹仿古人，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他曾写信劝告一位朋友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他尤其厌恶剽窃抄袭，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并谴责这种人是“但有薄行而无俊才”的“钝贼”。他在著述和写作时，则抱定“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务求创新。每当发现其论著中的某些见解前人已经提出时，便毫不犹豫地删去，“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难怪梁启超说：“故凡炎武所著书，可决其无一语蹈袭古人”。（《清代学术概论》）因为顾炎武强调创新，治学态度又严肃认真，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诸如政治学、经学、历史地理学，音韵学、考据学等各个方面，多有开拓创新之功。在社会政治学说方面，他批判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君主专制，提出“众治”，在经学研究方面，他提出“通经致用”，开启了经世致用的新学风；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他撰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大大推动了清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关于音韵学的研究，辨明古音源流，为清代音韵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简言之，顾炎武在多种学术领域都作出了重要的创新和贡献。
正由于顾炎武在治学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他的思想和学术反映了时代的要求，终于和同时代的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共同创立了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精神的新思潮、新学风，他们都以早期启蒙思想家载入史册。
注：本文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均见顾炎武的《日知录》和《顾亭林诗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