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产，后生活”是个正确的方针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先生产，后生活”是个正确的方针吗？
　　李定中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经过一段曲折和停顿，最近又继续展开了。这是完全必要的。一年前的讨论中，对“先生产，后生活”应否成为一个经济建设方针，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在60年代初拿下大庆油田这样的战斗中，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不宜到处套用，更不能当作指导经济建设的普遍方针。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一口号是党历来提倡的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的具体化，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谁不同意这一点，谁就是“不强调发展生产，空谈改善生活”，谁就是“离开了四化这个大局横生枝节，把思想搞乱”。显然，这是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个重大实践问题。一年多来，国民经济的调整阻力很大，进展不快，不能说同这个问题的认识上的分歧无关。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通过继续讨论以统一认识，是十分必要的。
两个根本对立的方针
“先生产，后生活”能否说成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的具体化？两者的实质究竟是一致的还是对立的？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有以下两个内在的要求。第一，它要求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相应地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先发展一段生产，然后再来改善人民生活。第二，要恰当地安排好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两大部类生产的比例关系，首先保证消费品生产增长的速度可以满足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需要，而不能违反这一前提去片面地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当然，这并不是说消费品生产一定要比生产资料生产发展速度更快一些，更不是象有人担心的那样要搞“吃光分光”，不再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相反，由于我国还存在着大量的手工劳动，生产技术还相当落后，除了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有必要使消费品生产增长得比生产资料更快一些以外，在比例关系比较协调时，在确保人民生活能够逐步改善的前提下，为了顺利实现四化，使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品生产发展得多少快一些，是完全必要的。
那么，“先生产，后生活”是否也有这些内在要求呢？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首先，所谓“先生产，后生活”，很明显的是说，先发展生产，后改善生活，而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改善生活。其次，在这样一个不准备使生活相应改善的先发展生产的时期内，要先发展的生产，当然主要不是消费品生产，而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甚至在生产资料中，也主要不是用来制造消费品的那些生产资料，而主要是用来进一步制造生产资料的那些生产资料。所以，在这样一个方针指导下，安排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然不会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出发点，只会合乎逻辑地以钢为纲，至于群众生活，在计划期间则以不降低甚至以不死人为原则都是可以的。结果，人民生活自然得不到逐步的改善，两大部类的生产自然谈不上协调地发展，而只能是孤立地片面地优先发展以自我服务为主的生产资料生产。
由此可见，“先生产，后生活”不但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化，而且是直接违反这一正确方针的。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深刻教训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大家知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比较协调，生产逐年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也逐年有所改善。尽管有些缺点，例如重工业投资比重已嫌高了，轻工业投资比重已嫌低了，等等，但总的说，这个时期是比较好地体现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这一方针的精神的。
但从1958年“大跃进”起，情况就根本不同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固然是60年代初期才提出来的，但在“大跃进”时就到处提出了诸如“苦战三年”之类的口号，以后又提出了“以不死人为原则”、“先治坡，后治窝”等等口号。随着1958年明显表现出来的“左”倾思想越来越占上风，这些口号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结果，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之间，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两大部类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乃至其他许许多多的比例关系，长期内严重失调。时至今日，还必须首先下大力气，用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由此可见，一旦把“先生产，后生活”当作指导经济建设的方针，势必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如同列宁所说的“生产扩大了，而没有相应地扩大消费”的那种“为生产而生产”（《列宁全集》第3卷第35页）的局面，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恶果。这难道不是我们的实践所已反复证明了的吗？
对几种认识的剖析
认为“先生产，后生活”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这一方针的具体化的同志，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对批评进行了反批评。因此，有必要对他们的反批评进行一些分析。
他们强调在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中，总是生产在前，消费在后，例如，人们要消费粮食，就得先生产出粮食，等等，因此，“先生产，后生活”自然应该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谁不同意这一点，谁就是连常识也不懂。
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从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的角度，制定一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既要全面地分析各种社会形态共有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般关系，又要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特殊性。
首先，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般关系，不能只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在前、消费在后。从不断反复进行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互为前提和彼此创造出对方的关系。并且，生产和消费还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要消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叫做“生产的消费”；与此同时，劳动者为了继续进行生产劳动，又要不断消费各种消费品，这叫做“消费的生产”。可见，生产与消费是紧密联系着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般关系的全部内容说，仅归结为生产在前、消费在后，显然是片面的。
其次，就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特殊性来说，由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在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时，要时时防止生产的发展背离这一目的，避免那种“生产扩大了，而没有相应地改善人民生活”的“为生产而生产”的错误倾向。
由此可见，用只有先生产出粮食才能消费粮食这样的常识，来证明“先生产，后生活”应该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进行反批评的同志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又特意声明：他们所说的“先生产”，是既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也包括消费品的生产的。似乎这样就可以证明“先生产，后生活”正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的具体化。其实，这种说法是经不起分析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先生产”的产品是否包括消费品。即使比例失调的程度再严重些，社会生产总不可能只有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无消费品的生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大部类生产的发展是否协调，其中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是否能保证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条件下，消费品生产必须增长得快于人口的增长。所以，只笼统地讲生产也包括消费品的生产，而不明确提出消费品的生产增长速度要适当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就不能保证人民生活一定能够逐步改善。近30年来我国大中城市的住宅建设大大落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这类例子，显然违反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这一方针的要求，但并不一定违反“先生产，后生活”这一口号的要求。事实上，把“先生产，后生活”作为原则坚持得越久，它对人民生活方面的欠账也就越多。
进行反批评的同志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是生产抓多了，冲击了生活，还是生产的东西少了，影响了生活？”其实，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不明确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这里所说的生产，究竟指的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还是消费品的生产。如果顺着他们这种含义不清的责问进行回答，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出乎他们意料的答案：既是生产抓多了，冲击了生活，又是生产的东西少了，影响了生活。你看，“生产抓多了”，即某些生产资料的生产抓多了，不是“冲击”了消费品的生产，从而“冲击”了生活吗？既然消费品这种东西少了，又怎么不影响生活呢？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但把“先生产，后生活”到处套用，应该说正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
进行反批评的同志还问道：“先生产，后生活”是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批评了它，是否混淆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这的确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应该肯定，“先生产，后生活”当然不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前面说过，从1958年起，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的错误思想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量力而行，急于求成。这种“左”的错误，长期没有得到纠正。把“先生产，后生活”当作指导方针，就是这种“左”的错误思想的一个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乏民主，搞一言堂，长期以来，谁批评这种“左”的错误，谁就反而被斥责为右倾。流毒所及，逐渐形成一种积习，即把“左”的说成是正确的，而把正确的说成是右的。直到今天，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这种积习还在作怪。因此，从这种积习中解放出来，分清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什么是正确，的确还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应该指出，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特别是1978年，有些同志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性缺乏认识，没有首先考虑如何着手调整国民经济，开始适当地逐步偿还人民生活方面的欠账，而是强调高速度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更值得注意的是，党在1979年初决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后，一年多来有些同志仍然情绪抵触，贯彻不力。有的甚至提出只要全国人民每人每天节约一个油饼，一年就能为国家积累二百多亿元的基建投资。显然，这种论调倒是有点以漫画的形式，表现出把“先生产，后生活”当作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的那种思想的“左”的实质了。这就再次提醒我们：要排除干扰和阻力以搞好调整进而顺利实现四化，在经济战线上的确需要进一步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