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贯彻调整的战略决策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坚决贯彻调整的战略决策
王积业 吴凯泰
正确处理调整和改革的关系，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决定性环节。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6年至1978年间，我们没有及时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初，国务院在全面分析我国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同时明确指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四个方面的任务是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的，而调整是当前安排好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一年多的实践表明，调整国民经济的战略决策，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坚决贯彻。
肃清“左”倾思想影响，提高对调整
的迫切性的认识
这一年多来，我国的经济形势是逐步好转的。农业发展较快，抗灾能力提高；长期落后的轻工业，这两年发展速度超过了重工业；过高的积累率开始下降，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有所提高。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开始向协调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是，也要看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加剧，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的调整目标还远未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之所以仍然处于被动局面，同我们一年多来没有有力地狠抓调整有直接的关系，这又同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影响有密切的联系，所以，进一步抓经济调整，首先要提高对调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认真肃清“左”倾错误的影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不仅仅是由“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的。往前追溯，1958年初批评“反冒进”以来，除少数年份外，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一直严重存在。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追求高积累，追求“积极平衡”，计划留有很大缺口，等等，这些都破坏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使经济结构日益畸形。并且长期以来，对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未清算，经验并未认真总结，教训未能深刻吸取。在这种情况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很多同志急于求成，没有立即对国民经济着手调整，在1978年几乎又搞成一次“大跃进”。结果，1978年积累率一下子提高到36．6％，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1977年增长31．6％，这不能不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
60年代初期我们也遇到必须调整国民经济的局面，比例失调的具体内容也同现在的情况相类似。但那时调整进展却较快，成绩显著。为什么现在的调整进展迟缓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调整的迫切性的认识不同。
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病症是急性爆发。那时农业生产下降到全国饿肚子的地步，基本建设已无法继续进行。在国际上不但得不到任何经济支援，还受到封锁、逼债和破坏。整个经济不调整已经无法维持。因此，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调整的阻力较小，行动起来步调一致，效果较好。目前这次调整，形势则不同。国民经济虽然严重比例失调，但它象慢性病那样已经存在多年；农业轻工业尽管长期落后，但前两年恢复还较快；基本建设规模虽然超过国力，然而还能拖拖拉拉地勉强维持着。物资有缺口，不当回事，反而认为能鼓干劲，调动积极性。财政有赤字，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在国际上，我们摆脱了闭关锁国状态，有可能从发展贸易、利用外资中得到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掩盖国内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在“左”倾思想的长期影响下，不少同志中毒不知毒，已处于麻木状态。经济发展中比例失调的危险，往往不易觉察，不象60年代那样明显、尖锐。这一切使我们在行动上缺乏应有的坚定性，对调整贯彻得很不坚决。然而，讳疾忌医只能坏事。现在是进一步肃清“左”倾思想，提高认识，排除阻力，认真抓好国民经济调整的时候了！
改革要有利于调整，促进调整
这一年多来，我们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进行了体制改革的大量试点工作。6，600多个企业扩大了经营管理自主权，开始成为具有一定的自主活动能力的经济单位；消费品的流通开始冲破统购包销的束缚，生产资料部分地成为商品进入市场，企业的生产可以按照市场需要进行局部的调整，在一定范围内试行了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密切了产需联系，弥补了计划的不足；财政方面试行了中央和地方“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制度，并进行了基本建设和挖、革、改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的试点，银行开始发挥更大作用。体制改革的这些试点工作，调动了企业和地方主动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增加了盈利。因此，从根本上说，改革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是有促进作用的。这两年轻工业的发展超过了重工业，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向协调方向迈进了一步。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当然首先是由于国家采取了正确的宏观决策和措施，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展市场调节，确实起了良好的作用。又如，体制改革试点对于当前机电工业的调整是有利的。过去机电工业主要是为基本建设服务，基本建设战线的缩短，使机电工业遇到任务不足、生产能力闲置的困难，由于开始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部分机电产品有了“找米下锅”的可能，并可以促进机电工业加强为企业的更新改造服务。
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还未根本改变，进一步全面展开体制改革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第一，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调整主要是通过调整比例关系以协调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从宏观经济考察，要使社会生产力能够顺利发展，国民经济能够稳定地持续地增长，必须把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安排好，这正是经济调整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经济规律所要求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不能违背这个要求。
第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需要有一定的财力、物力做基础。无论是企业实行利润留成、自负盈亏，还是改革税制、调整物价以及其他改革措施，都要有国家的财力物力作后盾。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下，财政连年赤字，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迈得太大，走得过快，势必加重财政收支不平衡，扩大赤字。并且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极其复杂，涉及上下左右各个方面的经济利益，总的原则应该是使基层生产单位和广大劳动者得到好处，获得利益。没有这一条，体制改革难以成功。所以，只有把比例调整好，财政状况根本好转以后，大规模的改革才能全面开展起来。
第三，由于体制改革异常复杂，加上我们缺乏经验，因而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问题，甚至可能带来经济上的某些波动。在比例失调、市场紧张、财政物资信贷极不平衡的状况下，整个经济缺乏承担某些曲折、波动的能力。只有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经济形势，有承担波动的能力，体制改革才能全面展开。
第四，扩大企业自主权需要具备外部条件。从生产领域说，如果供产销平衡不了，不能正常生产，由此造成的完不成生产计划、经济效果降低、减少盈利乃至发生亏损等情况，自然不能要求企业来承担经济责任。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各部门七长八短，供产销不衔接，扩大企业自主权必然受到限制。从流通领域说，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要求把生产资料真正作为商品来流通，而在比例失调的情况下，这种要求只能部分地实现，市场调节的范围依然很窄，许多本来应当实行市场调节的产品，还不得不实行计划调拨，统一分配，统购包销，否则经济生活也会发生混乱。同时，在比例失调的情况下，多数商品供不应求，从而不可能有真正的买者市场，开展不起来竞争。要扭转这种局面，从根本上说，就要调整好比例关系，建立供求相当或供略大于求的市场。这样，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才能逐步建立起来。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经济调整时期，改革要停下来。必要和可能的改革试点还是应当进行，以有利于调整，促进调整。我国的经济比例失调，一方面是由经济决策失误造成的，如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
“以钢为纲”，追求高指标、高积累、高速度等；另一方面也同我国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有直接的关系。拿财政体制来说，由于实行资金无偿占用制度，各个地方、部门、企业总是千方百计地争投资，争到投资后又不负经济责任。这样，不仅容易助长投资过多、基建战线过长，而且由于重工业屁股大，部门又多，轻工业和农业“人单势孤”，争不过重工业。这样一来，农业、轻工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得不到加强，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再以计划管理体制为例，我们长期实行的是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制度，而且又以总产值为主要计划指标。这种办法容易助长企业片面追求产值，不按社会需要生产，从而加剧比例失调。其他如物资管理体制、价格管理体制、劳动工资制度也都存在着不利于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调整比例失调的问题。所以，凡是有利于调整的改革措施，应当积极而稳步地推行。这里可能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改革措施对经济调整有利无弊的，应迅速推行。例如，国家基本建设拨款改由银行贷款，可以促进建设单位讲求经济效果，努力节约资金，减少不合理投放。第二种是不利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措施，眼下不宜采取。例如，现在就削弱中央对基本建设计划的控制，显然不利于经济调整。第三种是多数改革措施具有双重性，对调整既有利也有弊。在各种改革措施还不配套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例如，财政分级管理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它当前很不完善。它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同时又容易产生“划地为牢”、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等问题。因此，在体制改革过程中，要认真研究每一种措施的利弊，使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每一步骤都有利于调整。
在调整中要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
当前，进一步抓调整，并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国家计划的指导和必要的行政干预。现阶段体制改革的重点仍然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主要是解决微观经济的活力问题。而调整则着重解决宏观经济的比例失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调整与改革的关系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如何衔接和协调的问题。既要发挥企业以及地方的积极性，又要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这是使改革有利于调整的关键所在。
过去，国家高度集中的、以行政办法为主的、实行单一计划调节的经济管理体制，使企业缺乏积极自主的动力和活力，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经过体制改革，要使直接生产经营的单位具有自主活动的动力和条件，积极地去组织生产，改善经营，争取较好的经济效果。这是体制改革一个方面的要求。但是，这不是体制改革唯一的全部的要求。千百万直接生产经营的单位各自分别积极活动，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并取得最好的宏观经济效果。特别是在原有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价格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比例的协调和宏观经济效果的提高，必须在一些重大的、关系全局的问题上，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和调节。这是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要求。我国未来的经济管理体制，必须是能够把上述这两方面要求恰当结合起来的体制。同时，在改革试点过程中，也必须自始至终全面考虑这两方面的要求。这样才能使改革有利于调整，调整为改革创造良好条件。
这一年多来，为了搞活经济，我们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在新形势下怎样搞好综合平衡，如何加强计划指导，研究不够，办法不多。例如，企业和地方权限扩大以后，积极性主动性很高，作用很明显；但是，地方、企业手中的钱怎样使用，应当用在哪里，不应当用在哪里，成了问题。地方、企业受本身客观地位和利益的限制，一旦缺乏国家计划指导，难免会发生盲目性，以致违背宏观决策的要求。因此，在调整时期，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把企业搞活，把经济搞活，又要在宏观经济方面，在一系列重大的、关系全局的问题上，加强国家计划指导，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
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国家的计划指导，从当前看，最重要的是压缩基本建设战线，控制基建规模，调整基建投资方向。这是逐步把我国过高的积累率降下来，逐渐使经济结构趋向合理的关键，是搞好当前经济调整的中心环节。但是，一年多来，尽管我们再三提出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要求，进展却很慢，收效甚微。这只能延缓调整时间，对稳定经济极为不利，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坚决下马一批在建的大中型项目（包括已经施工和正在做施工前准备的）。只压缩当年基本建设规模而不压缩基建项目，结果只能是把当年应该压缩的部分拖延到以后一些年份去，收不到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效果。另一方面，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盲目建设、重复建设、以小挤大的问题。这一年多来，体制改革的试点，方向是对的，效果是好的，但也给基本建设带来新问题：“财出多门”，基建资金渠道繁杂，既会发生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的毛病，又使全国总的投资规模和项目失去控制。如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势必造成新的比例失调，降低经济效果，增加损失浪费，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为此，一方面，要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国家的行政干预和计划指导，统筹安排，综合平衡，不能各行其是。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经济杠杆调节投资方向，把企业、地方的自筹资金引导到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上来，或者实行国家与地方、企业联合投资的办法，以利于解决比例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