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封建主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太平天国与封建主义
方之光
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历史上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峰，也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革命斗争。但是，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用来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基本上仍然没有越出封建主义的藩篱。它最终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武装进攻下，于1864年悲壮地失败了。回顾太平天国由反封建到搞封建主义的历史，对于我们肃清封建主义残余，是有历史启示的。
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领袖，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农民战争中“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又利用了西方基督教的一神论的神学宇宙观，塑造了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上帝”权威，对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黑暗统治，无论从政治、经济、思想上，都进行了空前猛烈的冲击。
太平天国领导者虽然始终坚持推翻清王朝的专制黑暗统治，但是他们并没有自觉地把封建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如果说从破的方面看，太平天国具有自发反封建的性质；那么从立的方面看，则基本上没有越出封建主义的范围。
早在起义前，洪秀全就以“真命天子”自居，以汉明两朝开国皇帝刘邦、朱元璋为楷模。后来则进一步声称“周武、刘邦是朕前步先锋”。起义不久，他就在东乡登极称“天王”，令部下“山呼万岁”。在永安，洪秀全又封了东、西、南、北、翼五王，从“九千岁”依次递降到“五千岁”。尽管“太平天子”、“天王”等名称与封建帝王的名称有所不同，但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并没有变。1851年到1852年，太平天国规定“君道”时说：“一人首出正，万国定咸宁，王独操威柄”，“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幼学诗》）在太平天国内部，天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出一言是天命”（《天命诏旨书》），“无心逆旨还有救，有心逆旨要斩头”。（《天父诗》）这是道道地地的封建专制皇权主义。
1853年定都天京以后，这种封建皇权主义色彩更浓了。太平天国的将领大肆宣扬“金陵为王气所钟，而建业于兹土矣！由是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建天京于金陵论》）洪秀全等首义各王，在清军围困的情况下，忙于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去过皇帝瘾了。1856年秋爆发的亲痛仇快的“内讧”，其实质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是一场“争当皇帝的内乱”。这次“内讧”，使太平天国由强转弱。
太平天国领导者虽然以农民的平等思想反对封建清朝的等级和特权制，但是当革命取得一定胜利后，又大力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特权制度。
从起义到建都天京，太平军内部还以兄弟相称，“情同骨肉”，实行了大体平均分配的“圣库”制度，这对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也没有摆脱封建等级和特权制。洪秀全早在起义前，在宣传平等思想的同时，又宣扬“何可乱常而败伦”的封建等级制思想，说什么“总之贫富天排定”，“富贵在天生死命”，“知命安贫意气扬”。（《原道救世歌》）1851年到1852年颁布的《幼学诗》、《太平礼制》，讲的几乎都是“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等封建等级制思想，什么“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是不行的，“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
到了1853年定都天京后，封建等级特权思想在天国内部更是恶性膨胀。掌握军政实权的东王杨秀清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大力宣传什么“人伦有五，孝弟为先”和“兄则当恭，弟则当怜”，“出仕事君，移孝作忠”。（《太平救世歌》）这完全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首义各王不仅违背自己宣布的缴获金银财宝“归公”的规定，占有大量财富，而且后妃成群，拥有各种特权。对太平军将士，领导者则施以私藏银五两即斩，夫妻团聚也杀的酷刑。事实上，太平天国在建都天京后，内部等级森严，各王可以“世袭”等种种特权，并不亚于清朝封建统治者。
这里必须指出：太平天国初期内部大体平等的制度，就是由最早宣传这种思想的洪秀全等人首先破坏的。太平天国领导者，从向封建统治者争绝对平等，结果又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封建主义的绝对的不平等。
在经济上，《天朝田亩制度》尽管具有强烈反对地主土地私有制的革命精神，但是好景不长。这个纲领颁布不到半年，即1854年夏秋，太平天国领导者又转而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所谓“照旧交粮纳税”，就是沿袭清王朝“旧例”，向土地所有者征粮，即允许地主“取租办赋”。这实际上是承认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到了革命后期，太平天国将领甚至发展到公开保护地主收租，镇压农民的抗租斗争。石门守将邓光明，公开攻击农民抗租斗争，是使“殷实之家，不能出头”，并声称要为遭到农民打击的地主富豪“一洗沉冤”。太平天国从反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保护地主土地私有制。
太平天国对以孔孟为代表包括法家等在内的封建思想文化，虽然进行了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没有触及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实质。1853年太平天国宣布孔孟的书为“妖书”，规定“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不久，天王又宣布删改《四书》、《五经》，说孔子“功可补过”。东王杨秀清则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这就充分说明：太平天国领导者没有从本质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也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束缚。恰恰相反，太平天国领导者的立国指导思想，基本上还是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
总之，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在这次运动的初期代表农民的利益，提出要推翻清朝封建反动统治，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新世界”，从而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掀起了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革命风暴。当定都天京、革命取得一系列胜利后，他们就“深居简出”，日益脱离群众，大搞封建主义，逐步蜕变为高踞群众之上的新封建权贵，酿成自相残杀的“内讧”。这就使得太平天国内部“人心散乱”，得不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太平天国和朱元璋所不同的是：洪秀全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封建皇帝时，太平天国就被中外反动派绞杀了。如果太平天国取得朱元璋那种“胜利”，洪秀全同样不可避免要走上他的老路。
为什么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领导者，会从反封建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应该从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经济条件去说明。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发生在中国历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期，但它仍然是发生在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农民运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太平天国领导者向封建主义转化的根本原因。
太平天国的历史证明：用农民阶级的神学宇宙观和平均主义是反不掉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的。这就是太平天国从反封建到搞封建提供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