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与“不可以”之争——江浙采访札记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可以”与“不可以”之争
——江浙采访札记
最近到江浙农村走了一个多月，听到看到了不少新鲜事。
大灾之年人心安定
今年江浙一些地方是灾年。江苏连下了十二场大暴雨。浙江从七月下旬开始，连续下了一个多月不停。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和杭州，夏天不热，秋天不晴，冷饮滞销，气候一反往年。尤其糟的是三夏关键时刻，连续大雨滂沱，场上大片成熟的麦子、早稻被泡在水里。据粗略估计，两省因此霉烂的粮食大约有20亿斤左右。人们说，今年江浙地区的水害，是二十六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接近1954年的那次大水灾。
大灾之年收成如何？据有关部门的初步调查，与大丰收的去年相比，今年粮食将减产，但仍然可以达到或者接近丰收的1978年。这就是说，今年江浙两省很可能是解放后的第二个丰收年。其它各项工副业，诸如蚕茧、茶、饲养业等等，今年都有显著增长。大灾之年，农业依然保持了这样的水平，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更是一个能说明许多问题的重要事实。
记者去看了一些农村集市。这是反映农村经济生活和农民心理状况的一面镜子。在浙江上虞、富阳等集市上，人群熙熙攘攘，道路为之阻塞，上市农副产品极为丰富，数量和品种都比过去增加。各地集市上，对灾情最敏感的粮价一直保持平稳。浙江东部各县，集市上的米价还略低于国营粮店的议价米价格。国营议价米每斤二角七分，集市价格是二角五分。浙江人回忆起粉碎“四人帮”以前的几年，黑市米价每斤五、六角的艰难生活，对眼前的这个事实，不能不从心眼里感到高兴。
为何大灾之年依然人心安定，看不到什么灾象？人们分析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前三年连续丰收，集体和社员家里都有存粮。浙江前三年增产粮食八十亿零八千多万斤，每年平均增长11．7％。油菜和猪的增长更快。江苏也是连年丰收，去年卖给国家的议购超购粮就有116亿斤。我们去访问了上虞县东关公社港口大队。这里每人只有四分多地，社员家里却普遍有存粮。前些天，社员严六十把去年和前年的存粮统统搬出来晒，把生产队的水泥晒场几乎铺满了，据旁人估计，仅仅这些存粮，他一家八口人坐吃一年也吃不完。记者在浙东山区新昌县回山区也作了些粗略调查，这个多年缺粮的穷山区，这两年社员存粮普遍增加，原有储存粮食的器具不敷用了。不少社员添置新的粮囤，或到供销社买口袋存放粮食。“家有存粮，心里不慌”，这是广大农民的一条生活经验。
更重要的一点，是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发挥了作用。农村经济活了，生产的路子宽了，农民的心也就宽了。农业歉收工副业补，江浙许多社队，今年虽然农业减产，社员收入仍然能比去年增加。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和社队存在着困难，这也是要正视的。
今年的自然灾害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它使人们对我国农业的前途，更加增强了信心。现实生活证明，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这种信赖，正在转化为越来越大的物质力量。
可不可以“联产计酬”？
在江浙农村采访，一个较深的印象是，这里不但农副业生产搞得很有生气，人们的思想也比过去活跃多了。我们听到了不少议论。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是议论得较多的问题之一。
近两年来，江苏围绕着农业生产责任制，事实上一直在进行着一场争论。关于责任制的几种形式，农业文件上的提法是两个“可以”，一个“也可以”。这里有些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说是“可以，可以，更可以”。有些领导干部则实际上主张“可以，可以，不可以”。这就是说，争论的焦点是：在江苏可不可以采用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这种责任制形式？为数不少的社队，不但思想上认为“更可以”，并且悄悄地付之实践了。
苏北有个泗洪县，是个出名的穷县，多年来分配水平只有40元上下。这个穷县里有个上塘公社，又是全县最穷的。1978年，这里有些生产队壮着胆在花生地上搞起了联产责任制（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这个词，只是简称为“包种”）。这里的土壤适宜种花生，过去也有这个传统，但是前些年搞“大呼隆”，产量低，浪费大，到后来生产队连种花生的本钱（每亩约30元）也拿不出来了，就发狠心“包”给社员种，实行联产计酬。这个办法十分灵验，花生生产迅速改变了面貌。社员看到地里有了草，就立即去锄，下雨天全家老小戴着斗笠，披着塑料布，下地干活。收的时候更是深刨细拣。有人作过调查，过去搞“大呼隆”的时候，一平方米范围内要丢弃花生五、六十颗，实行“包”的办法以后，只找到了几颗。过去收花生，一边收，一边吃（少数人还往口袋里装），从地里到村子，沿路都是花生壳，入库时亩产只有六十多斤。现在地头路边干干净净，很难看到花生壳，社员家里的花生囤却堆得满满的。有好几个生产队，花生亩产二百多斤到三百多斤。
泗洪县委书记李洪来告诉记者，上塘公社这两年搞联产责任制，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都有了明显起色。过去没钱买化肥和农机，现在有钱买了，粮食也上去了。社员分配收入和口粮都有较大幅度提高。今年全县八万多亩花生又获大丰收。这个穷困了多年的农村公社，出现了多年来未曾有过的蓬勃生机。
上塘公社实行联产责任制所取得的成就，本来是明明白白、一清二楚的。奇怪的是，它却受到了上级的批评指责，领导机关先后派出三批人来到公社检查，指出他们的做法背离了正确方向，是犯了错误，并且向上级党委作了报告。有的同志对上塘公社的做法内心里同情，但不敢公开支持他们。幸亏，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腰硬了，胆壮了，他们口头上作了“检讨”，行动上寸步不让。去年和今年，全县搞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进一步增多。今年这里连续阴雨两、三个月，降雨量达800毫米以上，许多生产队依然夺得了亩产二、三百斤花生的好收成，显示了联产责任制的威力。
前两年，江苏基层单位里在悄悄地推行联产责任制的，不但有象泗洪县这样一些穷县，也有一些生产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富县。去年全县人均分配收入达173元的吴江县，就有183个生产队试行了联产责任制，获得了成功。吴江全县去年粮食平均增产12．3％，而这183个生产队则增长18．5％，比一般队多增产 6．2％。这个成就鼓舞了人们，今年吴江县试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扩大到了737个。
实践教育了人们
几位县委书记在和记者的一次座谈中说，他们那里生产水平比较高，水利化、机械化都有了一定规模，基层干部和社员不主张搞包产到户，更不赞成分田单干。但社员普遍要求劳动计酬要与产量挂钩，责任制要落实到组、到户、到个人，千万不能再搞“大呼隆”了。建湖县是江苏这几年农业生产发展较快的县之一，县委书记说，他们县这两年推广杂交水稻，增产效果十分显著，去年卖给国家粮食三亿五千万斤，相当于过去全县粮食的总产量。现在，杂交稻的秧苗由大队组成专业队，采用温室育秧等先进方法，统一供应生产队。另外，建湖县农业生产的关键是搞好水利排灌。这两项工作，如果搞包产到户就会发生困难。但是，联产责任制却是非搞不可的。他举了本县近湖公社两个生产队种棉花的例子。这两个生产队是紧邻，生产条件几乎完全一样。一个生产队种了20亩棉花，长得差，虫子多，去年亩产皮棉86斤，今年又降到60斤。边上的南庄生产队，18亩棉花，包给了三个老太太和一个保管员负责，去年亩产皮棉一百多斤，今年又增产。这个不小的差距从何而来？就因为前面那个生产队还是吃“大锅饭”，而后者建立了联产责任制。今年江苏雨水多，棉花增产很不容易。南庄生产队那块棉田，做到了及时排水，及时追肥，拾掇得如同绣花一般细，才在灾年夺得了丰收。
实践说服了人们，统一了人们的认识。现在，“可以”与“不可以”的问题，经过了近两年的争论之后，已经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记者在和江苏的一些同志交谈时，他们都说，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不但“可以”，而且“必须”。不少县打算在今冬明春整顿责任制的时候，在有条件的社队推广这个责任制形式。最近江苏的报纸，也开始报道这方面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领导与群众有了共同的语言。无疑，这将为江苏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强大动力。
在实际工作中，在某些问题上认识不一致，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真正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虚心地诚实地对待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敢于否定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错了的东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就能不断地前进。这就是这次争论给我们的启示。
本报记者 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