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阶级的局限性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关于阶级的局限性
王元化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从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方面去看待文学史上那些杰出的作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决非三言两语可尽，我只想就其中关系比较重大的方面谈谈自己的想法。过去，我们只谈这些作家的阶级局限性，几乎已经毫无争议。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也应该进一步探讨一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可以摆脱这种局限？我认为不能把阶级的局限认作是他们绝对不能逾越的鸿沟。
恩格斯曾经概括了文艺复兴时期杰出人物的特点。他认为在那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性变革中，顺应时代的需要，出现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深刻、性格坚强的多才多艺的巨人。他说，这些“为现代资产阶级打下基础的人，无论如何，都是些不受资产阶级观点局限的人。”这清楚表明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杰出作家是摆脱了资产阶级观点制约的。例如，莎士比亚就是明显的例子。如果说，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些英雄人物如亨利五世和《约翰王》中的庶子菲利浦，还是体现了刚刚从封建社会母胎脱生出来的新兴资产阶级依附王权消灭封建割据的观点，那么，莎士比亚在另一些剧作中却摆脱了这种阶级观点的局限。比如《李尔王》就存在这种情况。李尔在让出王位之后，失去了君王的尊荣，降到底层。当他认识到并懂得了民间的疾苦以后，人的感情就在他身上觉醒起来。他在大雨倾盆、狂风怒吼、雷电交加的旷野上所发出的那段关于“衣不蔽体的人们”的独白，曾被一位英国评论家说成是比大自然的暴风雨更为壮烈的心灵的暴风雨。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莎士比亚本人的动人心魄的内心表露。倘使莎士比亚对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圈地运动的羊吃人的现象，和由此所造成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遭受统治阶级血腥立法的残酷迫害，不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他是写不出这场戏的。在同一剧作和另一剧作中，莎士比亚还如实地反映了出现在他那时代的另一类人物形象，他们泼辣、强悍、精力饱满，却又象魔鬼般的奸诈，象豺狼般的狠毒，这就是那些资产阶级萌芽时期的野心家冒险家爱特门、埃古之流，倘使莎士比亚不是对他们疾恶如仇，就不会象禹鼎铸奸般地把他们载入自己的戏剧史册，垂诸后世。对于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究竟应该怎样予以正确的评价？按照通常的说法，就是这些作家体现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他们的作品是具有人民性的。这样说大体上是不错的。不过，人民性却往往被笼统地加以解释，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通常把文艺复兴说成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并认为在这样的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尚未激化，而且在反封建反神权方面，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资产阶级作家可以体现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在作品中表现人民性的理由和根据。60年代苏联出版的奥夫斯亚尼柯夫编撰的《简明美学辞典》仍沿袭这种说法。实质上，这种说法是以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和劳动人民有着基本一致的利益为前提的。因此，这可以被理解为资产阶级作家表现的人民性仍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观点，从而小心地回避了恩格斯明确指出的“无论如何都是不受资产阶级观点局限”的科学论断。为什么要采取这种遮遮掩掩的态度呢？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承认恩格斯的这一真理：在某种情况下作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阶级的制约，不受阶级观点的局限。
自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过去那些杰出作家的世界观呈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但我不同意把他们的具有矛盾的世界观完全看作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如果我们承认生活在阶级社会中的人除了具有阶级性外，还可能具有某种不是阶级性这一范畴所能容纳的人性，那么，为什么那些杰出作家反而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也许人性和人道主义是使他们在作品中摆脱阶级局限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以为这问题可以进行探讨。
这里，我且不谈这个问题，只想再援引恩格斯所举的另一例证。他曾经说：“歌德象黑格尔一样，各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真正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然而两人都未能完全免去德国庸人习气。”这句话如果作简单化的理解就会产生误会。我以为所谓庸人习气主要指的是政治态度方面。歌德他们不象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那样具有革命激情和坚强性格，用笔或兼用笔和剑投入那场人类前所未有的伟大的进步性变革之中。他们小心翼翼，不敢得罪或碰疼当时普鲁士的专制政府，甚至有时还表现了怯懦的态度。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在自己领域内又都是真正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这一点不可轻视，值得我们思考。我以为他们在自己领域内作出了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不仅仅需要天赋、勤奋、毅力和学识，而且也需要追求真理的热忱和忠于科学忠于艺术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同样值得推崇，并且和他们在政治态度上所表现的庸人习气恰恰相反，形成奇异的鲜明对照。但事实却正是如此。我觉得巴尔扎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只要读读他的传记就可以明白，巴尔扎克为了献身文学，要用自己的笔去开拓拿破仑的剑所不曾达到的领域，甘愿清贫自守，住在拉丁区阁楼，忍受饥寒的煎熬，而放弃家庭的接济和优裕的生活享受。他成名后，也曾经以艺术家的公正为司汤达仗义执言，而宁可放弃自己身边正在进行的工作。这类动人事迹，直到今天仍使我们深深感动。如果他以庸人习气去对待自己所从事的文学事业，就会由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一变为渺小的侏儒了。
当马克思批评当时的庸俗经济学的时候，曾说：“超利害关系的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领津贴的论难攻击，无拘无束的科学研究没有了，代替的是辩护论者（Apologetik）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恶的意图。”这不是表明超利害关系无拘无束的科学研究是存在过的么？马克思说的古典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的。《资本论》所提到的那些工厂视察员和公共卫生报告医师也是这样的。他们恪尽职守，毫无顾忌地秉笔直书，揭示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而并不计较个人得失，趋承上意，象前人诗中所说“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的风派人物那样随波逐流，趋炎附势。科学家不怀任何私人利害打算去探索自然规律。艺术家不怀任何私人利害打算去追求生活真实，他们决不肯为了领取津贴去充当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决不肯歪曲自己的良心，怀着邪恶的意图进行颠倒黑白的论难攻击，就这方面来看，应该说他们具备了罗曼罗兰所谓的伟大品格。他们的脉管是流着红色的血浆而不是喷泉的清水，因此他们才写出了伟大的作品。还应该说，正是由于这种缘故，他们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摆脱了阶级制约，不受阶级观点的局限。可是，过去一涉及追求真理的热忱或忠于艺术的良心这类提法，马上就会有人出来呵责，斥为宣扬唯心主义。他们忘记了恩格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回答了施达克对于费尔巴哈提出的理想的力量所作的责难，他说：“如果一个人只因他具有‘理想的意向’并承认
‘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算是一个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稍稍正常发展的人就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于是这一点不可以理解：世上怎么会有唯物主义者呢？”恩格斯的话是值得我们记在心头永志不忘的。
让经过惨痛经验教训而在当前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重得确认的实事求是精神永远发扬光大，成为引导我们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奋斗的灯塔！
（摘自《上海文学》1980年第12期《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一文第五节，经作者略作增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