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表真情——才树莲和她的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文坛新人

说真话表真情
——才树莲和她的诗
单复
“……退稿信上说，一般不提意见……你们以为我们家里的灯泡也和你们办公室里的灯泡一样明亮吗？我在这样条件下坚持业余写作，并不急于发表，但要求得到指导，要求批评。”
《鸭绿江》编辑部诗歌组一位编辑，在一大堆的诗歌来稿中，发现了一份写在方格纸的背后，字歪歪扭扭，密密麻麻的稿子，还附了一份给编辑部的信。上面引的，就是这封信的摘录。诗和信给人的印象，笔者小才象是个虎头虎脑的小伙。这位编辑从遥远的山窝里把作者请到编辑部，大家这才发现原来是个二十岁左右，见了生人都不大敢仰脸的小姑娘。问她为什么爱写诗，她说：“我过去爱看大书（她管厚厚的小说叫大书），后来读诗，觉得诗有意思，不几行，耐捉摸，有味道，也就写起诗来了。”说得这么朴实，象她的诗一模一样。
她写诗，也不觉得难。白天在地里干活、出汗，夜晚在十五瓦灯泡昏黄的亮光下，把纸放在箱盖上面，站着写，往往很快一首诗就写出来了。不，是象水那样，从心窝里流出来的。
这不是瞎吹，是有凭有据的。编辑想考考她，就把“赶集”作题目，叫她写首诗。第二天，她把诗交了卷，而且写得不错。是天才吗？不见得。她写的都是她天天看到的人和事，是队里的事，是她叔叔、大爷、嫂子、大娘、贴心女伴们的事。这些人和事，印在她心版上，天长日久，印象深了，他们总在她的心窝里闹腾，在脑子里过电影，瓜熟蒂落，心里的水龙头一拧，就自自然然流出来了。
我是农民的女儿，
和爹妈一块种庄稼。
写诗，我不能全部歌颂，
我要说真话。
开宗明义，她第一首诗就宣称，她是农民的女儿，她要说真话。她说的是农民的心里话，用的是农民的语言。编辑部的同志，读她那写在纸背上密密麻麻的诗，觉得没法改。她有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表达方式，别人不可更替。只好把她请了来，听她谈，和她唠，引导她，让她自己改。她心有灵犀，一点就透。就这样，把组诗改好了，这就是发表在1979年10月号《鸭绿江》的组诗《我说真话》。这是她献给诗苑的第一朵花，以一位编辑的话说，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这朵初开的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大家热情鼓励她，她喜欢得落了泪。
她确实说真话，写出了农民的心里话。共产党给他们的好处，他们心领，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希望和要求。
社会主义已经给了我们不少，
我们也为她付出了三十年的辛劳。
“今昔对比”，会自豪搞得很好，
我要说，咱搞得还欠点火候。
如果满足窝头、稀粥的生活，
那该商量社会主义是搞还是不搞？
正因为不满足“窝头”和“稀粥”的生活，盼望能过上真正社会主义的生活，她对三中全会的方针，对四个现代化，对落实农村政策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打从心窝里拥护和喜悦。她热情地唱道：“翻开一页新的日历，就有一股新鲜空气。”“股股新鲜空气，将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世纪。”在她的家里：“我家的日子好了，爸爸又哼起小唱。妈妈呢？她迈着乐颠颠的步子，抱柴象孔雀开屏。” 当然，生活里也还有许多令人不愉快的事，这些东西不改变，不搬掉，好日子是来不了的。小才看不惯这些东西，她气不公，她要用小小的肩膀顶它一顶，用笔刺它一刺。在《炕》里，她对那些不喜欢农民的“热炕双被褥的下乡干部”气愤地说：“那就没有法子了，咱可没那缎被褥，就是有呵，也不包那‘酥软骨’。”她把这些“酥软骨”和当年的老八路比：
“当年招待老八路，没盖又没铺，灶里添把火，满炕打呼噜。”这样强烈的对比，是何等生动有力，一褒一贬，喜恶分明。如今有些人就是忘本了，看不起农民了。难怪最后她要感慨地说：“如今，该咋说呢？有的人就是扬蹦儿了”。你扬蹦儿，农民可不买你的账。
小才的诗，说真话，表真情，她和农民一起高兴，和农民一起忧愁。这就使她的诗，闪烁着真情实感的光彩。读她的诗，就象看到了她那一颗和农民的喜怒哀乐一起跳动的心，这一颗心，纯真朴实，清澈见底。
小才的诗，象葡萄架上粉嘟嘟的葡萄，象瓜棚上带露珠的瓜儿，清新自然，有一股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人是乡里的人，景是乡里的景，语言是乡里的语言。你看看《赶集》吧：“窗外，枝头喜鹊尾巴翘，炕上，花猫歪脖看二嫂”，而二嫂呢？她“鬓角一抿巴，真比新婚俏！”诗也写得俏，喜鹊、花猫和二嫂，都给写活了，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再看那秋收的情景：“忙焦了头，累出了‘油’，乐出的声啊，比那豆地蝈蝈叫声稠！”把农民丰收欢乐的笑声，和豆地里蝈蝈的叫声相比，生活气息多么浓烈！
“小荷才露尖尖角”。小才的诗还是比较嫩的，但它的茎根深深扎在肥沃的泥土中，又有阳光的哺育，春风的吹拂，它将绽开粉红色的花瓣，开放鲜艳的花朵，吐出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