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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版()
专栏：

要继承这份遗产
白寿彝
陈援庵先生（1880——1971），以数十年的工作成绩，为中国史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我们要珍视、继承这份遗产，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援庵先生，名垣，广东新会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他写的史学著作有十几种，论文有一百几十篇，对于中国宗教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建立了一定的基础。
援庵先生对中国宗教史的研究是广泛的。对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的流传及其盛衰都有专门的论述。对于道教也写有专书。他所著《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基督教入华史略》和《基督教入华史》，是中国历史学家对这些宗教第一次系统的论述。他对伊斯兰教，虽只留下来《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这一篇演讲词，但他编纂中国回教志的设想，一直到今天，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工作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对于外来宗教史的研究，同时也是他对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援庵先生对历史文献学的建基工作，包含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几个方面。他认为目录学是治史的门径。他为了掌握中国历史文献的概貌，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亲自查对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编写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书目考异》、《〈四库全书〉纂修始末》、《四库书名录》、《四库撰人录》等。他所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论述了有关佛教的重要史籍，也论述了这些史籍对一般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这是在目录学方面有创造性的一部著作。
关于时间的记载，是历史记载必要的构成部分，年代学的研究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以中、西纪元之差异而论，近代学者往往以中历的某年当西历的某年。实际上，这只能说是大约的对算。中、西的纪年，在一年之中往往可以相差二十几天到五十几天，如果不进行细致的计算，则在年尾、年首的史事纪年会差误一年之多。秦及汉初的纪年，都是以十月为岁首，这同西历纪年的差异就更大了。阿拉伯史书所用赫吉拉历是太阴历，即所谓回历，和中国旧历对算，每经30年积差一年，一千年要差三十多年。如不了解这三种历法的差异，则在历史记载的运用上，必然会出现很多错误。援庵先生所著《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为这三种历法的纪年提供了确实可靠的换算工具，为中外史料的运用在纪年方面开辟了方便的途径。年代学的工作，在援庵先生的史学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上他的重要著作，如《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等，都以善于利用年代学的方法，排难解纷，获得新解。
我国自周以来的二千多年间，有避讳的习惯。因此，人们在阅读古书时就增加了一种困难。援庵先生认为，如果能了解避讳的情况，反而可以帮助读者解释古文书中的疑难，辨别古文书中的真伪和时代，辨别刊本的时代。因为各个朝代所避讳的字不一样，正可利用它们作为辨别时代的标志。宋、清的学者对避讳都有专论。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用避讳解释疑难的地方很多。但前人都没有对避讳有系统的论著。援庵先生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并加以发展，写成了《史讳举例》这样的专书，为历史文献学作出又一贡献。
历史文献因传抄刊刻，难免有错误的地方。如不能发现错误，就不免对文献原意有所误解。我国历史家对文献校勘的注意，由来已久。清代学者校勘之风大盛。援庵先生很注意校勘问题。他认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他以《元典章》的校勘为范例，用五种本子同沈家本刻本《元典章》对勘，发现沈刻本伪、误、衍、脱、颠倒、妄改的地方一万二千余条，他据以写成校补札记六卷，补缺文三卷，改作表格一卷。他又在一万二千多条中选出十分之一，加以分类和说明，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共50例。这部书不只举出了行款字句之误的通例，还举出了因不懂元代用字、用语和名物而致误的特例。这就说明了校勘工作不只是文字异同的简单对勘，而且要对有关历史知识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了解。这书的最后一卷还举出了八条校例，其中包含校勘方法，指出了校勘工作的入门途径。这本书后来改称为《校勘学释例》，是我国校勘学史上带总结性的著作。
在援庵先生前期著作中，他比较重视《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这书是讲国内西方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的汉化的。它的规模宏大，材料丰富，条理明辨，是在国内外久享盛誉的著作；对于治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学者说，是一部必须阅读的书。
1937年北平沦陷后，援庵先生著《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鉴胡注表微》。他在这里流露了深沉的爱国思想。这时候，援庵先生的史学思想显然进入了新的意境。他探讨了两宋之际和明清之际佛道两教在宗教活动背后的政治环境，探讨了民族斗争在宗教内部宗派斗争上的反映。这种作法是他过去的作品中所没有的。他在家书中说，“三十年来所著书，以此书（按指《佛教考》）为得左右逢源之乐。”这表达了一个辛勤的学者在进入新意境时开朗的心情。《表微》二十篇代表了援庵先生后期著作中的丰满的成就。他自称“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实，无论是言史法或言史事，都要对《胡注》进行“隐藏在文字里的思想的探索”，而且这种探索总是结合着《胡注》的议论和所表述的史事而发挥援庵先生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吸取历史经验以观察世情，特别是观察面临的变局并讲求作人处世的正确道路，这本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援庵先生在著述上和实践上都继承了这个传统，把他的史学成就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也为解放后他热心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79岁高龄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思想基础。
援庵先生的史学，以历史考据方面最有成就。无论是宗教史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和《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论著，都是考据的成果。他的考据工作，有独到的特点。第一，他研究一个问题，总尽可能广泛地搜集材料，严于取舍。二万多字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是由三尺多厚的稿本中提炼而成。
《元典章校补释例》，只用了原有材料中的一千多条，而不用者竟有一万多条。第二，他于复杂的现象中，注重寻求类例，使读者得一有条理的了解，并可以从而有举一反三的效果。所以《元典章校补释例》也可以称作《校勘学释例》。第三，他讲究著述体例。他所采用和开创的体例，是丰富多样的。援庵先生的考据工作，是从学习钱大昕入手，但他的成就是远远超过钱大昕和乾隆嘉庆年间的考据家的。
援庵先生在著《表微》的时候，明白表示，不以考据自限。他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这正确地说出了考据在史学工作上的地位，但他在感情上仍然流露出对考据的偏爱。因此，《表微》在总的方面是一部因史论政之作，同时有好多篇幅却又是他总结考据经验之作。解放后，援庵先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治史的重要和必要，深切感到单纯的考据在历史研究上的不足。1950年初，他给朋友写信，表示“一切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事。”他去世后，邵循正先生挽词，说：“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这都描画出当年援庵先生不断要求进步的心情。尽管因年事已高，不能再象过去那样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在思想上这种深刻的变化，已为后来的学者指出史学工作必须遵循的更广阔的道路。
1980年是援庵先生的百周年诞辰。我阅读了他的遗著，包括了大量我未曾读过的作品。我认为，接受援庵先生留下的这份遗产，对于改善我国目前史学界状况，特别是改善高等学校历史教学的状况，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一，我们历史工作者需要有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素养，高校历史系的学生需要接受这方面的训练。我们应在援庵先生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努力把历史文献学健全起来。第二，援庵先生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传统，即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的传统，仍旧是我们传播历史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这个传统。第三，我们应该十分诚恳地向援庵先生学习，学习他那种不断要求进步的精神，学习他以高年而迫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我们在这方面的条件要比他好得多，要加倍努力去掌握这个理论武器。目前，有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这是非常错误的。只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有历史文献学的素养，才能把史学工作做得更好。援庵先生在这方面的体会，是很深刻的，他已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最后，我愿意特别推荐《通鉴胡注表微》这部书，这是援庵先生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好好挖掘的东西，这是更可珍视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