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王绍鏊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王绍鏊同志
徐伯昕 葛志成 梅达君
王绍鏊同志是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的一生是从为民主主义革命到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不息的一生。十一年前，我们党和国家正在遭受着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一场浩劫，我们没有机会向他表达内心的哀思；而今林彪、“四人帮”强加在人们头上的种种“枷锁”已被彻底砸烂，九亿神州换了人间，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王绍鏊同志于1886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字却尘。青年时期，他曾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抱有幻想。因家境清贫，得亲友资助，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1911年毕业回国，正值辛亥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因不满同盟会中有人刺杀了陶成章，就同章太炎等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以后改为“统一党”。他曾亲去南京晋谒孙中山先生，面陈革命方略。不久，他参加了第一届国会的竞选，当选为众议院议员，随后又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从事宪法起草活动。1913年11月，北洋政府下令撤销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王绍鏊同志愤然南归。以后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王绍鏊同志积极参加了讨袁护法运动。袁世凯失败，但继续上台执政的还是北洋军阀，搞得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王绍鏊同志义愤填膺，毅然主张和孙中山合作。他独自到广州出席非常国会，拥护孙中山为大元帅。1923年，北洋军阀曹锟演出贿选丑剧，王绍鏊同志联络江苏籍参众两院议员20人，断然拒绝贿选。后来他又运用国会内的各种关系，组织秘密团体，极力反对曹锟妄图强制国会通过丧权辱国的法案，遭到曹锟通缉。他逃出北京后，仍然积极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当广州国民革命军即将北伐时，他秘密组织了“新苏公会”；然后又与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等组成了“苏浙皖三省联合会”；被军阀孙传芳侦知后，又遭到通缉。1927年1月，他秘密离开上海到武汉从事革命活动。
正当人们欢呼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王绍鏊同志在严重困难面前，凛然不惧。在武汉时，他阅读了许多进步的小册子。回到上海，又买了大批日文版的马列著作，刻苦研读。蒋介石的血腥屠杀从反面教育了他，而马列主义的真理更使他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绍鏊同志在上海邀集各方面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接着又赶到北平，和蓝公武等人发起组织了“救国协会”。他尽力为东北抗日联军募款，支援军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他立刻赶去参加，表示声援。以后，王绍鏊同志还积极参加救国会的活动。他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他的上海寓所，经常宾客满座，他慷慨陈词，宣传抗日救国、谴责蒋介石叛变革命、卖国反共的罪行。因此，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他恨之入骨，密令通缉。1936年6月，王绍鏊同志到北方去策动阎锡山和冯玉祥的部队加入抗日倒蒋的联合行动，在浦口过江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南京监狱囚禁期间，敌人对他施尽威胁利诱的伎俩，他始终坚贞不屈，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才被营救出狱。此后，王绍鏊同志曾按照党的指示在苏南地区组织武装抗日小组，并参加了太湖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王绍鏊同志先后在上海和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了繁重而艰险的任务，但他英勇无畏，坚定沉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抗日救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阴谋攫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并在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疯狂扩大内战。王绍鏊同志全力以赴地投入如火如荼的爱国民主运动。为了斗争的需要，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他和马叙伦等同志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与此同时，加入民进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张纪元同志等还合办了一所民本中学，王绍鏊同志担任校长。于是这所中学就成了民进同志经常集会、商讨问题、推动民主运动的场所。
为了扩大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民进与上海47个主要的人民团体于1946年5月5日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后来发展到68个团体，包括各界群众四十万人。王绍鏊同志被选为联合会的理事。他对这个联合会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很多实际的组织工作。直到一年以后，他被迫离开上海时，有关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重要文件资料都由他负责秘密保管。1946年6月，国共在南京进行最后一次和谈，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发动反人民的全面内战的阴谋更加暴露，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联合所属各团体在6月23日发动十万群众，在北火车站举行盛大集会，欢送以马叙伦同志为团长、包括雷洁琼同志在内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南京请愿。王绍鏊同志担任这次大会的主席。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他和陶行知、周建人、林汉达等同志都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尽管一路有国民党特务破坏捣乱，他和其他负责同志始终从容不迫地按照预定计划，步行十余里，把队伍带到复兴公园解散，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自此以后，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还发起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如反对警管区制、反对伪国大、反对特务暴行、反饥饿、反迫害等斗争，王绍鏊同志无不带头参加，并且主持了其中许多群众性的集会，作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对推动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7年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法西斯统治变本加厉。在党的关怀下，王绍鏊同志与马叙伦、许广平等同志先后转移到香港，在香港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港九分会，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作不懈的斗争。同时，王绍鏊同志用秘密通讯的方式指导在上海的民进同志坚持斗争。他在给上海民进同志的信中强调：只有彻底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方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这对当时留在上海的民进同志是极大的鼓舞和帮助，更提高了大家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1948年5月，党中央发出“五一宣言”，民进在香港的领导人一致表示坚决响应。随后，王绍鏊同志和马叙伦、许广平等同志离开香港到达解放区，积极参加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协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同志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等职。他多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其他各种重要会议，经常参与讨论国家重大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竭智尽忠，提出有益的意见。他多次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分，赴各地参观调查，并对民进地方组织工作进行指导。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时，他也一再向党的领导建议，要让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提供建议，“择其善者而从之”，使民主党派在党的领导下，能够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王绍鏊同志为人耿直，作风正派，平易近人，生活朴素。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所以他在长期斗争实践中使自己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认为中国不能实现西方的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因为那不过是剥削阶级用以欺骗人民的装饰品。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达到富强，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党分配他做任何工作，他从不畏难，总是力争完成。他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在抗日战争年代，他两次毁家纾难，生活十分艰苦。全国解放以后，他仍然克己奉公，从未因个人问题向公家提出要求。临终时，他还嘱咐家属把他的全部图书报刊资料都交给组织。王绍鏊同志这种勤于学习、严于律己，不计名利，克己奉公、为革命事业而贡献一生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