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愁容换笑颜——来自鲁西北的报告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多年愁容换笑颜
——来自鲁西北的报告
长期穷困的山东省菏泽、聊城、德州、惠民四个地区，1980年发生了令人惊喜的变化。在上年粮棉增产的基础上，棉花总产猛增两倍半，大豆、花生、芝麻大幅度增产，粮食略有减产，农业总收入一年增加了57．3％。菏泽地区在棉花刚刚吐白时估产120万担。有关部门的同志担心估过了头，填表上报时改为“八十万担”，口头表态“争取百万担”。他们怎么也没有预料到，全区棉花总产竟然会超过二百万担。聊城地区的棉花也是越收越多，一再突破原估产数。
这不是在作梦吧？
“没想到！”“想不到！”记者在不少地方听到这样的慨叹。入秋以前，尽管粮管所和收购站都扩充了人员，新买了磅秤，扩大了仓房，增加了垛底，可是，大量涌来的粮棉油料，依然把人们弄得措手不及。许多小山一样的棉花垛冲破了收购站的界墙，一排排堆放在旷野里。粮管所的院子里，收购来的大豆和花生堆积如山。东明县从1958—1978年二十年间吃了国家六亿多斤统销粮，全县仓库容量只有四千多万斤，历年来大都用来存放调进的粮食。去年这个县粮、棉双丰收，花生、芝麻大增产。全县征购、议购、换购的小麦、大豆、花生、芝麻很快就把仓库塞满了，有的粮管所只好暂时停止收购。
最令人兴奋的变化是社员分配。三中全会以前，山东的这四个地区被列入全国最贫穷的十个地区之中。1978年，人均分配46元，47％的生产队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将近半数的生产队每人每天分不到一斤粮，几乎没有现金分配。1980年社员人均分配比1978年增加了一倍多。聊城地区102万农户，有六十多万户分配收入超过了500元，三千多户超过了三千元，还出现了万元户。许多社、队一年分的现金，相当于前二十年分配的总和。
十五年前的春天，我头一次来到鲁西北的高唐县，看见不少人家挤在低矮的草房里，吃着难以下咽的“苲草饼”。八年后的秋天，东明县黄河滩区被水包围，我划着橡皮舟进了村，看见许多社员在齐腰深的水里收割尚未成熟的高粱穗，聊以充饥。最近我又来到鲁西北，变化之大出人意料，到处充满欢乐，多年愁容换笑颜。
这四个地区是一个大平原，原来并不是这么穷。自1958年“五风”袭击之后，这块有着四千多万亩耕地的丰腴之土，竟养育不了自己的儿女。每年春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背着铺盖卷儿，下江南，闯关东。不少人对翻身失去了信心。流落到豫西的东明县农民阎荣尧，把心一横，买了口杨木棺材，准备埋骨他乡。如今，大批外流户返回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就连在外边买好了棺材的阎荣尧，也赶上了家乡的好光景。社员们盖新房，娶媳妇，有的套上毛驴车，拉着全家老小进城赶大集。四、五毛钱一张戏票，场场客满。
真是奇迹般的变化！
这一切，不仅外地人难以相信，就是亲历了这一变化的鲁西北农民，直到“金娃娃”抱到手，仍不敢相信是真的。夏津县东李官屯公社陶桥大队社员于善海，攥着一大把崭新的票子，找到公社党委副书记许万沂，问道：“我这是在做梦吧？”许万沂笑着告诉他：“这不是梦！你就该分这么多！”于善海说：“这个好光景，前些年连做梦也不敢想。”
“金”和“银”开始涌现出来了！
山东的这四个地区地处黄河冲积平原，适合耘棉花。明、清两代，许多县就已大量植棉。“秋村棉絮落纷纷，入市千堆映夕曛。白比峨眉山后雪，多于宏景岭头云。”清代高唐知州龙图跃写的这首《秋成棉市》，便是当时鲁西北棉花丰收的写照。直到解放初期，这里的棉田面积仍保持在八、九百万亩上下，1956年交售给国家的棉花，占全省总交售量的78％。“金高唐”、
“银夏津”……金和银都出在棉花上。老百姓有吃、有穿、有钱花，许多人至今犹怀念这段“黄金时代”。1958年以后，棉花产量急遽下降，最低时年产量只有二十七万多担，不到1956年的十分之一。金高唐经过“五风”之后，不少村庄墙倒屋塌，满目荒凉，有的成群结队用旧衣被到黄河以南换粮。
棉农口粮低、棉花价格低，伤透了棉农的心。加上“重粮轻棉”的思想影响，他们把棉花挤到孬地，把好肥上到粮田。“棉少、钱少、肥料少；肥少、粮少、棉更少”，二十年来，人们就一直在这样“恶性循环”之中过活，棉花总产减少了40％多，净吃国家110亿斤统销粮。
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调整方针，给这四个地区带来了希望。“公报”发表的当天晚上，中共聊城地委负责同志就算了一笔帐：全区一百八十万亩棉花，如果亩产80斤，总产一亿四千多万斤，每斤按一元五角计算，就是二亿多元。此外，还可产几千万斤棉籽油、二亿多斤棉籽饼。棉多、钱多、油多、肥多、粮多，真是一举数得。
越算信心越足，越算路子越明。他们落实了棉农口粮政策和棉花价格政策，实行“棉粮挂钩”，同时，还总结推广了一大批先进典型的经验，粮棉一齐抓，重点抓棉花，还推广了省棉花研究所培育的“鲁棉一号”良种，1979年打破了徘徊局面，1980年棉花总产量又比上年增长了两倍多。
发挥了优势，一下打开了“富裕之门”。高唐县有一个王庄大队，过去丢了棉花，越搞越穷，14年没有娶媳妇的，没有盖新房的。从1979年开始，他们扩大了棉田，实行了责任制，短短两年，局面大变，人均分配增加了六倍。社员王本跃1979年只分了三十多元，1980年全家收入增加到八千元。收完秋，他骑着自行车，带着爱人进城看电影，逛街，买东西。他问县委书记：“这个办法能长不？”他说：“现在刚刚好了个头。要是上级让照着这个法子干几年，那才真叫富哩！”
“饱汉”知道了“饿汉”饥
以上这些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1980年，光照充足，有利于棉花生长；国家调整了农产品价格，为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条件。但是，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实行了因地种植和各种责任制，把棉花、粮食等作物包产到组、到劳或者包产到户，真正调动起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开始用这种作法时，曾经受到各种非难。有的说
“资本主义泛滥了！”有的说“三级所有体制乱了套！”1979年冬天，当记者同梁山县一位年轻的党总支书记谈起这些议论时，他动了气，说：“说这些话的，是饱汉不知道饿汉饥！饿他三天，看他怎样？”
在山东的这几个地区，确实有一大批能够体会农民愿望和要求的好干部。中共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同志，就是其中之一。1977年冬天，北风呼啸。他刚刚接任地委书记，就来到东明县小井村。他走进一户社员的家：一间半小北屋，阴暗潮湿，没炕也没床，三个光腚孩子睡在草窝里。篮子里放的是用高粱壳做成的窝窝头。他接连走了几户，男女老少，没有笑容。他心里十分难过：“党把我们派到这个地方，我们连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对不起党，对不起父老乡亲呵！”“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农业集体化的目的是什么？”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地委讲，向各级领导干部讲，要大家到最贫穷的地方去，面对现实设身处地替群众着想，用实践来检验过去的一切。从1978年开始，地委首先把前些年收归集体的一百万亩自留地、饲料地和村头荒退还社员耕种，缩小了社、队规模，因地制宜地推行了各种生产责任制。有的同志担心，这样干下去，会犯错误。周振兴同志说：“个人利害得失是小事，全区几百万人民的温饱是大事。如果菏泽几百万人都有了饭吃、有了衣穿，就是我们真的被罢了官，也问心无愧！”他们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勇敢地探索摆脱穷困的办法，近两年菏泽地区果然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许多长期吃返销粮的社队转而向国家作贡献了。
象周振兴同志这样的干部，还有很多。在夏津县东李官屯公社，记者访问了党委副书记许万沂。他说：二十年来，这个公社的社员穷够了，用了许多办法治穷。先说是水不行，我们领着社员挖了二十多条沟、打了三百多眼井，还是上不去。又说得上边扶持，扶的也不少。国家给邹庄大队好几万元贷款，棉花单产还是超不过10斤。其实，穷就穷在那些年搞“大呼隆”上。上百口人一个队，没有责任制，越“呼隆”越穷，越穷越“呼隆”，穷得没有个头。去年，公社党委从实际出发，放宽政策，许多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全社粮食、棉花大增产，人均分配收入由上年的46元猛增到233．4元。
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因地种植使自然优势得到发挥；生产关系和劳动组织的调整，使得广大农民和干部的积极性迸发出来；千万农民的创造性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力，贫困的聊城、德州、菏泽、惠民地区开始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人们正满怀信心，要在新的一年创造新的奇迹。
本报记者 南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