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沈有鼎著《墨经的逻辑学》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书评

读沈有鼎著《墨经的逻辑学》
吴家珣 刘培育
沈有鼎著《墨经的逻辑学》问世了，这是一本经作者多年研究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自秦汉以来，墨学衰微，几至湮灭。
《墨经》古注家，仅知有晋代鲁胜一人而已，其书尚且不传。清代中叶，张惠言曾著《墨子经说解》，对《墨经》文字作了初步的考辨整理，很值得称赞。但直到晚清孙诒让著《墨子闲诂》，才接触到《墨经》的精要，即认为《墨经》中有逻辑学，犹如西方的演绎、归纳和印度的因明。孙氏可以说是现代《墨经》研究的启迪者。但是，他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工作。随后，章炳麟、梁启超、胡适、章士钊等都曾论说或校释《墨经》。胡适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形式逻辑，自然也歪曲、否认《墨经》中的逻辑学。其余诸家以西方逻辑解《墨经》，虽不是没有创获，但因为用了简单的牵合比附的方法，其说多未当未周。
《墨经》因讹脱错简太多，是最难读的一种先秦古籍。近数十年间，研究者甚众，在校勘和注释上都有一定贡献；然而臆断妄解也很多。有些研究者常常任意窜改原来的文字，使之符合自己的主观成见。所以长期以来，《墨经》的文字还没有考辨清楚，它所包涵的逻辑思想和逻辑体系还没有阐发出来。
沈有鼎著书，意在诂解《墨经》中有关逻辑学的文字，纠正以往注释的错误。不言而喻，只有确切地诂解这些文字，才能见到《墨经》的逻辑思想和逻辑体系。沈有鼎对这些文字的考辨，兼采众说，而时出己意；对其思想内容则更是锲而不舍，孜孜以求，逐渐形成一系列独创的见解。他把文字的考辨和思想内容的探索结合了起来。校勘，必审慎，不轻易改动原文；注释，必反复比较各种可能的解释，然后采取一个最自然最合理的说法。总之，沈著力求撇开主观主义，让《墨经》自己注释自己。这样，就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许多疑难和争论。
这里仅举一例，以见一斑。《经上》：“攸，不可两不可也。”《经说上》：“彼，……”。对于此条，历来众说纷纭。由于《经》、《说》首字不同，一为“攸”，一为“彼”，不合常例，有人便将“攸”改成“彼”，或将“彼”改成“攸”；有人则把“攸”、“彼”统改为“诐”，还有人统改为“佊”。那末，对“攸”、“彼”、“诐”、“佊”又作何解呢？说“彼”“为二人对诤一物之称”者有之，说“彼”为“第三项”者有之，说“佊”为“排中律”或“辩论”者有之。至于对“不可两不可也”一语，有人主张“两不”二字次序相易，成为“不可，不两可也”；有人主张后面的“不可”二字是衍文，应该删去，改为“不可两也”；也有人主张不改，把“不可两不可也”译作“不能两者都不正确”。沈著从胡适校，用“佊”字，并在“不可两不可也”的前一“不可”二字之间增一“两”字，成为“不两可两不可也”。这样，全句解作：“佊”是逻辑术语，义为一对矛盾判断，是争辩的焦点；一对矛盾判断，不能两者都正确
（可），也不能两者都不正确（不可）。也就是说：作为辩论题目的矛盾判断，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只能是一真一假。《经上》这句话恰恰表达了逻辑矛盾律和排中律的思想内容。沈著这个诂解完全合理，也极其自然。正如他自己在注解中所说的：“不增‘两’字，不但意义不完备，语气亦生涩”。如果象上述有人所主张的，把“不可两不可也”译作“不能两者都不正确”，那末实际上在同一句话里的两个“可”字，意思是不同的，前者为“可能”，后者则为“正确”。这对于用词十分严谨的《墨经》是说不过去的。而且矛盾判断仅用“不可能两者都不正确”去定义，犯了太宽的毛病。在辩论中，对于矛盾论题不首先着眼于“不可能两者都正确”，而只注视“不能两者都不正确”，也不符合辩论的情况。沈说与《经》、《说》的如下文字亦十分洽合。
《经上》：“辩，争佊也。辩胜，当也。”
《经说上》：“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佊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当若犬。”
经过沈有鼎校勘注释，《墨经》有关逻辑学的文字已经能够读懂了，许多地方可以说有了确解。同时，《墨经》体大思精的逻辑体系也就展现在我们面前。它是那么条理分明，光彩照人！
《墨经的逻辑学》一书，除导言和结论外，共有六章。其中，《“辩”的目标和功用》（第二章）与《“说”和“辩”的原则及个别方式》（第五章）几乎占了全书一半篇幅。看来，“辩”是《墨经》逻辑学的中心。这个“辩”，不是辩者的诡辩，不是专门用来胜人的，而是“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小取》）。为此，就须“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同上）。这就是说，要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熟悉各派理论，并用逻辑手段去探求真理。
《墨经》中的逻辑学是中国文化思想的重要遗产，可惜沉埋了两千年。沈有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诂解了《墨经》有关逻辑学的文字，揭举了《墨经》的逻辑体系，把《墨经》逻辑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中国逻辑史研究工作者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将变得更加深刻精微了，比如对《墨经》逻辑学的全面评价，《墨经》六篇的先后和分野，某些文字的进一步考订，等等。所有这些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当然也寄希望于沈有鼎和其他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