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走捷径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走捷径
张文焕
提要：我们多年来没有完整地系统地准确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图省事，走捷径，读语录。事实证明，靠语录汇编走捷径是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
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不能把列宁自己否定了的事情拿来再做一遍。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都引用过列宁自己已经批判过的一些言论作为我们的根据，结果吃了苦头。我们应当提倡踏踏实实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风。
过去二十年来，我们走了不少弯路，犯过许多错误，遭到很多挫折，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说，这和我们多年来没有完整地系统地准确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图省事，走捷径，读语录有一定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应该象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死抠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
我们党是经过反对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在许多场合，我们好些同志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指导我们的具体实践，而是靠语录吃饭。遇到什么问题，不是深入地调查研究，分析具体情况，而往往是按自己的胃口去挑选马列的语录，来论证自己的作法，为己所用。不仅如此，马列语录有时甚至被用作替错误辩护和打击正确同志的武器。这样，在不少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被实用主义地变成教条汇编，变成神圣的万应灵方集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异化为反科学的僵死的教义了。
无数事实证明，靠语录汇编走捷径是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的。语录汇编最多只能给人们指出个门牌号码，提供一点查阅的方法，而不能代替科学研究本身。十年浩劫中，人手一册红本本，早请示晚汇报，语录背得烂熟，浪费了不少时间，换来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提高，而是思想的僵化和给自己戴上许多无形的紧箍咒。这是个深刻的教训。
离开了时间、地点、条件，生搬硬套马列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那么马列的答案就会变为苍白无力的、没有血肉的、呆板的口号了。
只要是人，都可能犯错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也不例外。因此，不能把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神化。搞两个“凡是”是错误的，搞其他“凡是”也不对。
列宁是第一个领导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无产阶级领袖。他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正因为是第一个，没有完整的经验可资借鉴，需要寻求和探索，这就难免犯错误。问题在于我们要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列宁的经验和教训。
列宁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如果我们善于学习，认真研究列宁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反之，把列宁自己否定了的事情拿来再做一遍，那只会自讨苦吃。
举例来说。1958年“大跃进”期间，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我们都曾一再引用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关于依靠群众热情建设共产主义的言论，来论证当时的“左”倾有理。“文化大革命”中搞“穷过渡”时又引用过列宁的这类言论。殊不知，在这个问题上，苏维埃政权和列宁有过沉痛的教训。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经历了两个极不相同的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头几年出现的特殊情况迫不得已采取的办法。当时新诞生的政权处于危机之中。为了拯救苏维埃政权和陷于饥饿的工人阶级，俄共采取了许多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非常措施，如余粮收集制、义务劳动和军事化劳动、建立公社、实行实物工资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在经济管理上实行高度集中的垂直领导等等。从拯救革命角度来看，采取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并且有很大的功劳。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列宁选集》第4卷第517页）
除了有“功劳”的一面外，战时共产主义包含着许多错误。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想依靠群众的革命热情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后来总结说：“不经过社会主义的中间阶段而向‘共产主义’过渡，常常是由于军事考虑；由于几乎是绝对的贫困，也由于错误，由于许多错误”。（《列宁全集》1964年俄文版第44卷第473页）
1921年春天，企图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恶果充分暴露出来了。正如列宁所说的，苏俄在经济战线上遭到惨败。“直接过渡”不仅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而且是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列宁非常敏锐地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坚决退却，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说：“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
应当指出，这种错误不是列宁一个人犯的。但是，列宁作为党的领袖主动承担责任，不止一次地进行自我批评。列宁承认：当时曾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首先激发了人民的普遍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以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列宁极其深刻地指出：“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现实生活这样告诉我们。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这样告诉我们。”（《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572页）
列宁说得多么痛切、深刻和真诚。如果我们能够严肃认真地考虑一下列宁总结的这些经验教训，我们就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少干很多蠢事，日子也会好过得多。我们是不碰钉子不回头，有时是碰了钉子也不回头。“大跃进”、“穷过渡”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灾难。可是好了疮疤忘了疼。总是忘记了我国是个穷国，应该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
再举一个例子。列宁在1921年向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什么是周转自由呢？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我们所有的人，凡是学过马克思主义初步原理的，都知道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6页）
1975年出版的语录汇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即《三十三条》），把列宁的这段话从整个文章中挖出来，作为“反复辟反倒退”的主要理论根据，推荐给党政干部和群众。这是断章取义的典型。
仔细阅读一下列宁这段话的前后文就会明白，列宁讲这段话的意思，根本不是为了在当时反对贸易自由，恰好相反，是为了放宽政策，在一定范围实行贸易自由而讲的。
当时的历史情况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在改变生产关系方面走得太远了、冒进了。由于废除货币，取消商业，取缔贸易自由，实行实物交换、实物工资制、余粮收集制的结果，工商业凋敝，农业衰退。在这种情况下，俄共把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制，允许农民在完税后可以自由买卖余粮。列宁说：在一个交通不便、幅员辽阔、各地气候悬殊、农业条件不同以及还具有其他种种特点的巨大的农业国家里，地方农业和地方工业在地方范围内有一定的周转自由，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犯了很多错误，做得过分了：我们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转方面做得过分了。这是不是一种错误呢？当然是一种错误。”“在这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事情；我们没有保持一定的限度，不知道如何保持这个限度，——如果看不到和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一种莫大的罪恶了。”（《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8页）
当时，党内外许多同志对于党的政策上的这种急剧转变不理解，对于允许农民有一定的贸易自由想不通，认为这是退向资本主义。针对这种思想情况，列宁做解释工作。列宁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从理论上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按马克思主义初步原理不应实行贸易自由，但是在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下，在一定的程度上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会不会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呢？列宁明确地回答说：“我们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允许地方上的自由周转，这不仅不会破坏，而且会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8页）
实践证明，列宁的这种作法是正确的。
可见，不顾上下文，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把列宁的话孤零零地挖出来宣布为反对贸易自由的教义，是错误的。特别是引用这样的语录，而不将当时列宁所处的具体情况和我国现在的具体情况区别开来，更是错误的。
这类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但仅此足以说明，靠语录是学不好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来研究。而科学研究是要付出艰苦劳动的。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我们应当提倡踏踏实实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