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力量来源于社会生活——学习周恩来同志关于作家深入生活的论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美的力量来源于社会生活
——学习周恩来同志关于作家深入生活的论述
余飘
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是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周恩来同志结合中国革命和文艺运动的实际，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关于文艺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论点，深刻地阐述了生活实践是文艺创作的基础和文艺怎样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观点，这对于我们深入批判林彪、江青一伙的反动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同志都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强调生活实践是作家艺术家进行文艺创作的基础。周恩来同志在总结了大量革命文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关于生活实践是文艺创作的基础的论点。他曾结合许多具体的作家、作品与文艺现象，从多方面揭示了生活实践是文艺创作的基础这个客观规律。
首先，作家艺术家必须在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观察、体验、感受和研究，获得丰富的生活素材，捕捉到生动的形象，并产生出非把它们表现出来不可的创作热情，才能进入创作过程。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艺术作品必须有戏剧性，有典型人物，这就要求作家到生活实践中去，对生活中的素材作一番典型化的工作。”为此，他又形象地比喻说：“蚕不吃桑叶吐不出丝，蜂不采花酿不出蜜，创作人员不到工农兵生活中去，写不出来好作品。”他还举出许多实例论证这个道理，指出：“《李双双》之所以能够创作出来，就因为李准同志长期在农村生活。《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作者敢于那样生动地写兵，写部队里的思想斗争，也因为他们长期在部队里生活。”又说：“许多作家过去对于城市生活人物比较有把握去表现，憎爱也极分明，对旧社会认识很深，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曹禺先生的《日出》、《北京人》这样的作品。”
从周恩来同志的论述中，我们体会到文艺作品的真实性、典型性和美的力量都是来源于社会生活，而又经过了作家和艺术家的集中与概括的。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作家艺术家必须十分熟悉自己所描写的生活。他们不仅需要洞察自己所描写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意义，而且需要熟悉它们的一切生活画面和所有细节。只有这样，才能塑造出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的艺术形象。其次，文艺作品的感染力量不可能来自作家艺术家的装腔作势，故作多情，而必须是来自他们在生活实践中感受到的那些强烈的打动人心的东西，有时甚至是使人颤栗的东西。庄子曾说：“不精不诚，不能感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打倒“四人帮”以后出现的许多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作品，都进一步证明了这个道理。周恩来同志强调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之前必须深入生活实践，仔细而敏锐地观察和分析生活，这是完全符合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的。他的这些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活实践是文艺创作的基础的论点。
周恩来同志还精辟地说明了创作灵感对生活实践的依存关系，这对于批判林彪、江青一伙关于创作灵感的谬论，帮助作家艺术家按照文艺规律进行创作，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知道，在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种异常兴奋、激动、想象非常活跃的境界。这时，无数生动的画面，精美的词句，好似毫不费力地发自胸臆，流于笔端，信手拈来，皆成妙谛。由于这种境界往往来得很突然，而且使人沉浸到一种如醉如痴的精神状态中去，所以，唯心主义者常常给予神秘的解释。例如，柏拉图就认为文艺创作的灵感来源于神灵的寄托，是神灵把灵感输送给诗人，暗中操纵着他去进行创作。他的文艺观点显然是借助于宣扬神权为保守的奴隶主贵族统治服务的。林彪一伙也曾曲解文艺创作中出现的灵感现象，把它说成是脱离生活实践的作家艺术家的天才的“脑袋瓜”的产物，说成是象“电光石火稍纵即逝”的不可捉摸、神秘莫测的东西。
怎样才能既与唯心主义者和林彪一伙把灵感神秘化的观点区分泾渭，又与江青之流矢口否认灵感的客观存在的谬论划清界限呢？我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对于创作灵感的客观事实给予科学的解释。周恩来同志正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精辟地指出：“作品的产生，可以是偶然得之，但是这种偶然得之是建筑在长期的生活和修养基础上的，这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他在这里所说的“偶然得之”，正是灵感这种带有规律性的客观现象。它的出现虽属偶然，但得来却是必然的。偶然的灵感的出现，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雨丝”，也不是作家艺术家头脑中固有的“火花”，而是客观的“物质生活的必然升华物”。文艺史上许多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关于创作灵感的论述，都充分证明周恩来同志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富有创造性的。例如，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和美学家黑格尔说：“无论是感官的刺激，还是单纯的意志和决心，都不能引起真正的灵感。单靠心血来潮并不济事，香槟酒产生不出诗来。谁要是胸中本来没有什么内容在活跃鼓动，还要东张西望地搜求材料，只是下定决心要得到灵感，好写一首诗，画一幅画或是发明一个乐曲，那么不管他有多大才能，他也决不能单凭这种意愿就可以抓住一个美好的意思或是产生一部有价值的作品。”他明确地指出：灵感不是人的主观意志的强求所能获得的，也不是单有创作愿望和要求就能呼唤出来的。这个见解，对于一个思想体系属于唯心主义的美学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高尔基也曾分析过上述灵感的偶然出现与生活的长期积累的辩证关系。他说：“当你们把这些现象搜集得相当多的时候，这些印象，就会显现在你们面前——在你们面前的是鲜明的图画，清晰的画像。”这就是说，作家艺术家在经过了长期的生活实践，积累了相当多的素材以后，这时生活中的某些人物和事件，特别吸引了他，打动了他，使他悟出了深刻的道理，产生了要把它反映和描写出来的创作冲动。他或者即兴挥毫，很快写出成功的作品；或者继续专心地关注着它，研究着它，心驰神往，浮想联翩，用长期积累的大量生活印象丰富着它，从而使人物形象愈来愈在作家的头脑中明朗起来，清晰起来，然后，得心应手，水到渠成地描绘出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中外文学史上这样的事实很多，举不胜举。周恩来同志关于创作灵感与生活积累的辩证关系的论述，一方面肯定了创作过程中确有偶然出现灵感，从而写成优秀作品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又剀切地说明了“偶然得之”与“长期积累”的内在联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对于在灵感问题上拨乱反正，指导作家艺术家按照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进行创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周恩来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关于生活实践是文艺创作的基础的论述的另一发展，是他科学地说明了只有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运用和创造艺术技巧的客观规律。文艺创作活动中的艺术技巧问题，表面看来，它好象出现于创作活动的最后阶段，但实际上却开始于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的时候，贯穿于整个观察和构思的过程之中。有人不了解这个道理，认为作家艺术家只要掌握了一定的艺术技巧就可以写出象样的作品，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实际上作家艺术家运用创造艺术技巧，必须建立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之上。因此，周恩来同志明确地指出：“实践包括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强调的是生活实践这方面。”又说：“要强调生活实践，这样来提高艺术性。”
当然，周恩来同志深刻论证艺术实践对于生活实践的依存关系的同时，又辩证地指出：强调生活实践，并不舍弃艺术实践，而是使它植根于生活，更富有生命力。他说：“艺术家有了生活实践以后，还应该有艺术实践。”可是，过去某些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对于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关系却曾做过片面的了解和处理。在他们看来，只要作家艺术家深入了生活实践，就万事俱备了。至于他们毕竟是作家艺术家，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艺术实践，则完全被忽视、取消，因而使他们在艺术上有所荒废，产品甚少。这对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艺术来源于生活，但生活却不等于艺术，如此显见的道理，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概括起来，周恩来同志从文艺创作的过程，创作灵感对生活实践的依存关系，运用技巧有赖于生活实践等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周恩来同志的这些论述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和解决文艺问题的典范，是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文艺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引导我们的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指针。
在当前，我们一方面强调作家要描写自己熟悉的和感受最深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希望作家去观察、熟悉和感受那些未曾接触过的新生活，积极地投身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沸腾的斗争生活之中，以便表现和歌颂那些具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具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具有宽阔的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创业者的光辉形象，揭露和鞭挞生活里那些阻碍四化的黑暗腐朽、保守落后的事物。这是时代和人民对于作家艺术家的要求，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