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建党建军的重要历史文献——学习《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一点体会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指导建党建军的重要历史文献
——学习《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一点体会
江国钦
在《指示信》中，周恩来同志向红四军明确提出要“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指示信》为开好古田会议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指导作用。当前，学习《指示信》，深刻领会关于肃清非无产阶级意识、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这一无产阶级建党思想的原则，对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所说的“中央九月来信”。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期间，听取了红四军前委代表陈毅同志对部队情况的汇报以后，作了详细的指示。这封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明确地提出当时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批判了怀疑红军存在及其伟大作用的取消观念。《指示信》把红四军的革命斗争置于全国革命斗争的全局之中，特别指出红四军的存在和斗争，“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指示信》鲜明地体现了军事斗争必须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正确思想，指示红四军要“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发动群众斗争”。一再强调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动群众斗争，这是红军克服一切困难和本身顺利发展的根本条件。后来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证明，《指示信》关于当时形势的分析、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战略策略的主张、关于红军基本任务的确定、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以及红四军发展前途的预见等，都是正确的。这封信是指导建党建军的重要历史文献，它统一了红四军全体指战员的思想，增强了斗争信心。
在我军初创时期，周恩来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强调要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党员，教育部队，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
“使全党的同志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
肃清非无产阶级意识问题，在我们党内是周恩来最早提出来的。1928年6、7月间，我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周恩来作了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这个提纲指出，由于党员成分的变化，“农民的意识将影响到党的组织路线上来”，并具体分析了十种“错误倾向和方法”，明确指出：“这些错误的倾向和方法，有许多都是加强了党与群众关系脱离的危险”。1928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发布了《告全体同志书》，其中第四部分（见《周恩来选集》第8—13页）是周恩来起草的，专门讲了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的问题，列举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个人的意气之争”、“小组织的倾向”、“雇佣革命的观念”、“消极怠工”等十种表现。并指出：“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确还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根据党的“六大”的精神，在《指示信》中，周恩来又向红四军明确提出要“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周恩来关于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学说的重要贡献。在中央指示信以前，红四军经历了三湾改编和两年多革命战争的考验，虽然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但是，由于当时红四军建立不久，来源复杂，所以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和极端民主化等。这些倾向曾一度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部队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这对于当时红四军执行党的政治任务十分不利。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毛泽东想总结经验，加以纠正，但当时会上对怎样建立人民的军队有些不同的看法，认识不统一，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毛泽东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以后即去闽西养病。周恩来在听取陈毅的汇报后，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等缺点，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进行了分析，找出了产生的根源，指明了危害，提出了纠正的办法。《指示信》中的这些内容，为加强红四军中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周恩来深刻地阐明了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根源。首先，这同我们党当时所处的阶级斗争环境和党员成分有密切联系。由于旧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长期受小资产阶级的包围，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不断地侵蚀和影响着党的队伍。同时党员的大多数也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有的还来自旧军队。以红四军为例，据1929年5月统计，全军约4，000人，党员1，329人，其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0％。《指示信》指出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表现，大多是来源于小农经济的自私、狭隘、保守意识和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动摇性、狂热性，它们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性和组织纪律性是完全不相容的。《指示信》还指出，党内存在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另一个原因是“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当时由于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部队久居深山穷谷之中，几与外界隔绝，书籍、报纸极为缺乏，行军作战频繁不断，很少有学习和训练的条件，再加上主观上抓得也不紧，因而党员的理论水平低，缺乏鉴别能力。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红四军党内外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意识，是客观环境的反映，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问题在于怎样正确认识它，解决它。《指示信》指出：“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这里所说的斗争态度，绝不是象后来各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采取的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限上纲，乱批乱斗的方法，而是“教育的方法”，“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的方法，通过政治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发动他们自觉向上”，“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在这里，周恩来提出了进行思想教育、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的方针和原则，这一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后来逐步形成了我们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优良传统。
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指示信》还肯定了在红四军中行之有效的党委领导制度、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和民主制度。指出红四军“党的组织系统可保存现在状态”，“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规定当时政治工作的任务为“对内管理政治教育，对外作政治宣传以至管理地方政务，发动群众斗争，扶助群众组织等”。并且把“巩固军队政治领导”作为政治委员的任务之一，把“厉行士兵政治教育”作为士兵委员会的职责之一，明文规定下来。所有这些制度和思想，对于加强我党我军的建设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指示信》对开好古田会议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指导作用。周恩来当时曾经指示陈毅马上返回闽西，说明中央军委的意见，把毛泽东请回来，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并说最好能有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今后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周恩来还要求红四军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作斗争，实现红军所担负的任务。这些指示具体明确，是对毛泽东的巨大支持。《指示信》在红四军传达以后，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毛泽东正是根据周恩来在《指示信》中提出的基本思想，结合红四军的具体情况，在朱德、陈毅的协助下，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正如这个决议中所指出的：古田会议是“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但古田会议决议在很多方面又丰富和发展了《指示信》的内容。因此《指示信》和古田会议决议都是我党历史上建军与建党方面最早、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我党我军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学习《指示信》，深刻领会关于肃清非无产阶级意识、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这一无产阶级建党思想的重要原则，对于当前我们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搞好四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在，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周恩来当年在分析了红四军存在的错误思想倾向以后，曾经严肃地指出：“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对于当前四化建设中存在的消极的、错误的、有害的思想倾向如不认真地去做工作，加以克服，党的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我们应当象周恩来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从客观实际出发，认真地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把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好，把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提到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