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规模和综合平衡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基建规模和综合平衡
彭昊
陈云同志早就指出：“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并一再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而长时期来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从多方面对国民经济产生消极作用，导致或者加剧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第一，导致物资不平衡。一个建设项目从动工到竣工一般需要几年，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需要消耗生产资料却不提供任何产品。马克思曾说：“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6—397页）我国基本建设需用的物资在社会产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近10年用于基本建设的钢材，一般占钢材国内消费量的1／5到1／4，木材占1／4到1／3，水泥占1／3到1／2。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必然破坏物资平衡，占用生产所需的物资，使得扩大再生产难以顺利进行，甚至损害简单再生产。当前我国社会再生产中的阻碍，很多来自基建规模过大造成的物资不平衡。
第二，导致财政收支不平衡。我国基建投资在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一五”时期平均基建投资占国民收入13．5％，基建支出占财政支出37％。“二五”时期分别占21．5％和46．2％。基建规模过大，投资过多，不仅会影响其他财政支出，而且会导致财政赤字，破坏财政收支平衡。这几年财政之所以有赤字，基建规模过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财政赤字往往导致信贷不平衡，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财政连年有较大的赤字，将会影响经济的稳定。正如陈云同志所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
第三，加剧工业和农业的矛盾。工业和农业的矛盾是我国国民经济中部门间的主要矛盾，形成这个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农业落后，但和工业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也有关系。例如去年新增加了一批小棉纺厂、小丝绸厂、小酒厂、小烟厂、小油漆厂、小肥皂厂等等，就加剧了农产品原料和加工工业的矛盾。目前全国收购的棉花仅能满足现有棉纺厂生产需要的2／3。但去年不少棉区又建了一批小棉纺厂。仅河南省就有小纱厂一百多个，全年要耗用二十多万担优质棉花。江苏省原有的丝绸厂已吃不饱，每年约缺十万担蚕茧，而全省又新建了16万担缫丝能力的工厂。这些盲目发展的工厂和老厂争原料，同时也加剧了工业和农业的矛盾。
第四，加剧能源供需的矛盾。基建规模过大还加剧了能源问题。例如过去引进的一批大化肥装置，由于缺油缺气等原因，建成后也远没有充分发挥生产能力。但是却又签订了合同，要引进一批耗油耗气极多的项目，这些项目如果建成，其所需原油近一千万吨是一时难以满足的。这样做，和当前迫切需要解决能源供需矛盾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第五，加剧投资方向上的矛盾。人们认为基建投资多、规模大有利于解决投资方向上的矛盾，事实上，基建规模过大，势必加剧投资方向上的矛盾。这是因为，规模过大导致物资和资金供应紧张，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这就会使得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竞相争投资，争设备，争材料。即使开始时投资多了易于缓和各单位投资需要的矛盾，但随着在建规模愈来愈大，整个基本建设也会愈来愈被动，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使得该增加投资的不能增加，不该增加的投资反而增加了。长期以来，我国建设规模很大，但一些短线并没有上去，能源交通运输等先行部门不能先行，住宅问题也一直得不到解决，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六，导致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失调。由于基建规模过大，过多的财力物力用于基本建设，特别是用于生产性基本建设，必然导致积累率过高，影响人民生活。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人民收入增加很少，重要原因之一是基建规模过大，使得积累挤了消费。这两年国家采取措施提高了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但却没有使基建规模压下来，结果是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我国1978年积累率为36．6％，1979年为33．6％，1980年仍高于30％，都远远超过当前条件下合理的积累界限。
此外，基建规模过大还导致经济效果的下降。总之，在基建规模过大的情况下，国民经济中一些基本的比例关系是难以协调的，经济效果是难以提高的，因此，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也就成了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抓住这个环节，才能保证调整任务的顺利完成。
曾经流行过一种“理论”，主张积极平衡而反对消极平衡，认为在比例失调的情况下，实行积极平衡可以达到经济的高速度。我国基建规模长期过大和这种“理论”密切相关。现在有些部门和地区仍然在资金、物资有缺口的情况下扩大基建规模，说明这种“理论”还在发生作用。实际上，主张积极平衡就是主张搞不平衡，反对消极平衡就是反对综合平衡。这样做，即使带来某些部门的暂时的高速度，却加剧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降低经济效果，最终使所有部门都难以迅速发展，甚至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陈云同志1962年曾对这种积极平衡的理论和实践作过科学分析。他指出：“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材料和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总之，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陈云同志的这些意见，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对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有的同志担心当前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消极后果。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是要使它和国家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相适应。这样做，正是为了克服建设规模过大必将带来的种种消极后果。因此，这是一次健康的清醒的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当然，在压缩基建的过程中，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例如停建缓建项目需要维护，有些施工队伍可能窝工，有些企业会发生产品销路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生，主要不是由于调整，而是由于过去基建规模过大，经济畸形发展。而对于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事先要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采取妥善的措施处理好。当前尤其要研究合适的基建规模的数量界限，使基本建设退够，也就是退到合适的界限，以保证这次调整既有利于克服当前存在的严重比例失调，又能使经济在几年之后逐步地迅速发展。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次调整，处理好基本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使基本建设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