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战斗精神——读《论衡》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读书札记

王充的战斗精神
——读《论衡》
方立天
王充是东汉前期一位战斗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出身“孤门细族”，教过书，当过地方小官，“以数谏争不合去”（《后汉书·王充传》），后来处境更为潦倒。王充的一生是在压抑中度过的，他“悯世忧俗”，“不得已，故为《论衡》”。（《论衡·对作篇》，以下凡引本书，只注篇名）《论衡》是一部富有战斗性的著作，它的锋芒直指形形色色的神学唯心主义，其中对圣人迷信的批判，至今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的政治需要，封建统治者竭力推行思想文化的专制主义。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献策。东汉章帝亲自主持白虎观的儒家经学会议，会后整理出具有最高权威性的《白虎通义》。这本书和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春秋繁露》不仅宣扬君权神授的理论以神化君权，还炮制“圣人法天而立道”的谬论以神化封建统治思想。这个圣人是谁呢？就是孔子。从此，孔子被神化，成为“通天教主”，被推为“素王”，与帝王有着同等地位；孔子学说被神秘化，成为宗教教条。凡是孔子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是百分之百正确。孔子所颂扬的唐尧、虞舜等也都成了圣人。由于汉王朝凭借中央集权的条件和手段，使神化孔子的迷信弥漫整个思想界。王充逆流而进，他虽然不反对孔子为圣人，也不反对孔子提倡的伦理道德，但是他无情地把孔子头上的神灵光圈打落在地。
王充《论衡》一书从多方面破除对孔子等圣人的迷信。
一、破圣人“天生”说。《白虎通义·圣人》说：“圣人所以能独见前睹，与神通精者，盖皆天所生也”。认为圣人是天神生的，因而本身也是全智全能的神，具有神秘的力量和作用。王充坚决反对这种谬论，指出：“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命义篇》），“人之精乃气也，气乃力也”。（《儒增篇》）有生命的人，都是由物质性的气转化而成的有机体。孟子曾为天降生圣王确定一个期限：五百年。王充在《刺孟篇》中给以尖锐的批判，认为孟子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并指出孟子讲“五百年必有王者（指能实行儒家王道的所谓圣王）兴”，是宣扬“天故（有意识地）生圣人”的观点，说明孟子根本不懂得天的自然性质。这里王充的批驳实质上也是对英雄史观和历史循环论的否定。《白虎通义·圣人》还夸大圣人的智慧、才能和作用，说“千人曰英，倍英曰贤，万人曰杰，万杰曰圣。”一个圣人的才智超过亿万人的才智。王充却说，社会的“昌衰兴废，皆天时也”，“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治期篇》）社会兴衰治乱不是少数帝王个人所能决定的，是一种客观的自然力作用的结果。王充的这种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当然是片面的，归根到底也是唯心主义的，但它在反对圣人史观方面有着开拓视野的作用。
二、破圣人“先知”说。汉代俗儒把孔子说成是天生的圣人，是一位“神而先知”，能够“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先知（《实知篇》）。这是神化孔子的极为重要的论点，由于把认识看成是先验的、神秘的，而直接涉及认识的来源问题。王充在《论衡》的《知实篇》和《实知篇》中探讨了认识的来源问题，并从两种认识路线的高度，划分“神”和“圣”的界限、两种不同圣人的界线。王充说：“所谓神者，不学而知；所谓圣者，须学以圣。以圣人学，知其非神。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实知篇》）又说：“贤圣者，道德智能之号；神者，渺茫恍惚无形之实。”（《知实篇》）“神怪与圣贤，殊道异路也。”（《实知篇》）这样，王充既否定了神的存在，又剥掉了圣人的神秘外衣。王充和俗儒都说孔子是圣人，但含意并不完全相同。王充认为就认识的来源来说，圣人和一般人是一样的，“圣贤不能性（生）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不同的是，圣人学得快些，知识多些。王充还就《论语》、《孟子》等书引出大量的事例，直接论证了孔子和虞舜等人的“耳目闻见，与人无别，遭事赌物，与人无异”，指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同上）有力地批驳了所谓圣人能够“达视洞听之聪明”，即能够明察秋毫、洞悉一切的谬论，驳斥了圣人“神而先知”的胡诌。这是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有力批判。
三、破圣人“无非”说。《春秋演孔图》说：“孔子论经，有鸟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爵（应为雀）集书上化为黄玉，刻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这是宣扬儒家经籍是天神授予孔子为汉王立法的“天书”，是“万世不易”的圣典，从而把儒家经典神秘化，要人们绝对不得违背。这里摆在王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圣人说的话和他们在书上写的，是否都没有错误？王充认为儒家的经艺书籍和孔子的著作总的说是好的，但是也有问题：“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尽，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沉难见，时人不知问。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问孔篇》）圣人的著作有各种情况，要具体分析。那种“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因此“信而是之，讽而诵之”（《书虚篇》）的迷信态度是错误的。
王充反对把圣人所言所作视为禁区，主张在探索真理的途程中要善于开动脑筋，追根究底。他提倡敢于提出和老师不同的新见，敢于“距（拒）师”，敢于说圣人没有说过的话，“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他写了《问孔篇》，大胆地质问：“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这是对封建教条主义的挑战。
为了从理论上驳倒“贤圣所言皆无非”的迷信观念，王充还在真理论上奠定了一块比较坚实的基石，这就是检验认识标准的“效验”说。他说：“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语增篇》）“效验”，即实效和验证，是判定认识是非曲直的标准。“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知实篇》）凡是违背实际和客观效验的，虽然说得很多，并且动人好听，也是不能令人相信的。王充不能也不可能提出检验认识的实践标准，但是他的“效验”说使他反对迷信圣人和迷信儒家经典的战斗，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
王充在距今一千九百多年前，勇敢地深邃地进行反对封建性的圣人迷信的斗争，是值得我们称道的。但是，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王充不可能正确地评价孔子，也不可能揭示儒家经典的社会实质，更不可能彻底地反对神化圣人的迷信。历史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才能彻底战胜圣人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