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一叶枫——忆方志敏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秦淮一叶枫
——忆方志敏同志
方志纯
“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这首铿锵激昂的诗，是叶剑英同志1940年在重庆读了方志敏狱中手书后有感而作的。每当读起这首诗，我就想起方志敏同志领导我们创建赣东北根据地、血战东南建奇功的伟绩。方志敏同志是我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伟大的革命先驱，同时又是普通的革命战士，是无数革命先烈中的一员。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同志慷慨就义。这一天，他以满腔的革命热血，染红了万木丛中的红枫。
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
1923年3月，方志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十多年以后，方志敏在谈到自己当时的心情和对党的认识时说
“……经过赵醒侬同志等的介绍，在南昌正式加入了共产党，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件最可纪念的事！不管阶级敌人怎样咒骂诬蔑共产党，但共产党终究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有完整的革命理论，革命政纲，和最高尚的理想；它有严密的党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它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它有广大的经过选择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群众；而且它还有得到全党诚心爱戴的领袖；它与无产阶级和一般劳苦群众保持亲密的领导关系；它对于阶级以及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努力、奋斗和牺牲精神，只要不是一只疯狗，都会对它表示敬意！”
方志敏同志从一个激进的革命青年转变成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经历过漫长的摸索、痛苦的失败和复杂的选择。
1900年，方志敏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7岁才到县立高小念书。由于视野的开阔和进步思想的影响，年轻的方志敏由开始对旧社会的不满走向对旧社会挑战了。
1918年，他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激进学生团体——九区青年社，以后又扩展为弋阳革命青年社。但是，在革命斗争中，该社不少成员后来离开了，有的人变成了敌人。方志敏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1918年夏，方志敏领导漆工镇地区的一些学生和农民，发动了反对弋阳大劣绅张念诚竞选省参议员的活动。他们竭尽全力，张念诚还是当选了。1919年，方志敏又领导革命青年社同漆工地区的劣绅张大纲作斗争，结果，不仅没有斗倒张大纲，反而被张大纲栽赃诬陷，将一个社员捉进了牢房。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面前，方志敏面临着新的选择：高小毕业后考什么学校？这是决定今后走什么道路的关键。和当时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他有强烈的爱国心，认为祖国落后，就是因为工业不发达，于是他选择了“工业救国”的道路。
1920年，方志敏已是江西省立南昌甲种工科学校的学生了。由于校长赵宝鸿十分腐败，他就组织了学生自治会，发动了“驱赵运动”。可是，不仅没有赶走赵宝鸿，自己反而被学校开除了。1920年秋，方志敏怀着满腔愤怒，回到家乡创办了一份旬刊。他认为，要和敌人斗争，光有文的还不行，还要有武的，哪怕是一寸铁也是战斗的武器，故将刊物定名为《寸铁》。然而，他这一寸铁刚掷出去，就遭到了反动政府的通缉，理由是：宣传“赤化”，鼓吹“邪说”。
这并没有使方志敏气馁。在家里，他常常引用屈原的话对我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方志敏新的探索又开始了。为了研究世界，学习异邦，掌握外语，他选择了九江南伟烈学校继续学习。九江南伟烈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一所学校。方志敏既不相信基督，又不奉承洋人，还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这当然不能为帝国主义分子所容，他又一次被开除了学籍。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方志敏彷徨了。就在他精神苦闷的时候，意外地接到了上海一个朋友寄给他的一份《先驱》报。《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方志敏看了，非常佩服和完全同意它的政治主张，他决定去上海寻找革命的先驱者。
在上海，方志敏先后见到了张太雷、恽代英、向警予、瞿秋白、赵醒侬等同志，并经赵醒侬同志介绍，于1922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列主义的真理，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并在后来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受到的挫折越多，意志就愈坚定。方志敏从选定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的第一天起，直到他遇难时为止，他对党的事业，对革命的胜利，始终是坚定不移，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在革命低潮面前，方志敏坚定地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遭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这次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中国革命复兴起革命的高潮，必然很快到来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要覆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产主义。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绝对的真理，这也是我的基本信仰。”
1928年，是赣东北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由于敌人的反复“围剿”，根据地缩小到只剩下以磨盘山为中心的方圆50里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方志敏仍然充满着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他说：“我们是为着共产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解放，抱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痛苦，而精神还是愉快的，愈艰苦，愈奋斗！愈奋斗，愈快乐！”
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作的报告中表扬赣东北的工作时说：“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方志敏在得知这一称誉后，心情非常激动，他以此勉励战友们说：“这是一个难得的荣誉。赣东北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保持这个可宝贵的荣誉啊！”
对方志敏来说，这个光荣的称号，确实来之不易。从信江特区开始，到赣东北，一直到闽浙赣，方志敏都是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为了建设好这块根据地，他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地为根据地的建设付出了心血、汗水和生命。
年轻的方志敏乃是一介书生，虽然出生在农村，但并不懂得农民；他在城里呆过，但并不熟悉工人；他知道武装斗争重要，但却从来没有掌握过武装。入党了，他从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学习了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中国的革命怎么搞？江西的革命怎么搞？赣东北的革命怎么搞？马列主义著作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后，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开始了，方志敏作为江西省委和信江特委的负责人，要领导这场伟大的斗争，革命形势逼着他学习。
根据地的斗争，首先是军事斗争。怎样取得武装呢？方志敏开始想从改造旧军队着手来建立党的武装。1926年，一连国民党士兵在弋阳起义，方志敏立即派共产党员方远杰去领导和整顿这支队伍。由于队伍的成分很复杂，方远杰同志牺牲后，队伍很快就溃散了。后来，方志敏又想通过派共产党员打进旧军队的办法，将敌人的军队拉过来。1927年，方志敏到波阳，找到了在波阳县警卫团任团长的地下党员胡烈，商量实行武装起义。但由于基础太差，不仅没有成功，胡烈也几乎被捕。连续的失败使方志敏认识到：在党的力量薄弱、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要想把旧军队改造成革命的武装力量是异常困难的。
方志敏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农民身上。他从浩浩荡荡的农民队伍和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中，看到了农民的力量，预感到从这里可以产生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于是，他领导赣东北的党组织，开始了扎扎实实的农村工作。他们以农民革命团的形式，将愿意参加革命的农民秘密组织起来，并以农民革命团的旗帜号召农民。1927年底，举行了弋阳、横峰武装起义。起义成功后，从农民革命团中抽了十几个人、十几支枪组成了一支小规模的脱产游击队。以后，游击队不断扩大，到1928年，已有两个连队的正式武装了。同时，各县、区、乡也从农民革命团中抽调了一些积极分子，组织了半脱产的武装游击队。发展到1930年成立红十军时，赣东北根据地除主力部队红十军外，还有大量的地方红军。
方志敏同志在失败中学习，在斗争中摸索出来的建立和发展人民武装的方法，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因而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无疑是正确的。
方志敏没有专门学过军事，为了学会带兵打仗，他不耻下问，虚心学习。他向我党从事过军队工作的周建屏同志学习，向赣东北根据地唯一的黄埔军校的学生邹琦同志学习，向起义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匡龙海等同志学习，从射击瞄准到队列操练，从单兵教练到班排训练，他都虚心求教，有时亲自参加训练。方志敏重视学习别人的经验，但更注重自己在实践中取得的经验。他经常亲自带兵作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赣东北红军的几次大的军事行动，如贵溪的周坊之战、乐平的秧坂之战、二打景德镇、二进闽北等战斗，都是方志敏等同志亲自率队打的。在战斗实践中，方志敏很快就由一个军事门外汉，变成为优秀的指挥员，创造了赣东北红军的战略战术，为丰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宝库，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0年，蒋桂冯阎之间爆发军阀混战，敌人稍微放松了一下对根据地的“围剿”。利用这个时机，方志敏倾全力领导了赣东北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赣东北是农村根据地，因此，农民的情况如何，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了取得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权，方志敏经常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亲自参加农业生产，从耕田、播种到插秧、收割，从开荒造林到兴修水利，他都亲自参加。由于方志敏虚心向农民学习，并参加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所以他能及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并通过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制定了许多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例。这样，在赣东北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此，毛泽东同志曾表扬说：闽浙赣边区1933年的农业生产比1932年增加了20％。须知，这个增产数目，在正常年景下都是很可观的，更何况当时还是在战争环境之中。
方志敏对工业生产一窍不通，学习起来就更困难了。但是，“再困难也得学会搞工业”。这是方志敏当年经常向我讲的一句话，他经常深入到工厂、作坊，同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谈心，向工人群众学习，了解工业生产的情况和规律。他经常主持召开财政经济委员会，在会上，方志敏提出在根据地办工业的口号。在他的倡导下，赣东北根据地在原有工业的基础上，利用根据地内的资源，发展了原有的煤矿、铁矿、造纸厂、发电厂等工业，兴办了织布厂、制糖厂、硝盐厂、兵工厂等所急需的工业。同时，组织各种手工业生产者成立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联社。这样，就使根据地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为革命战争和群众生活作出了贡献。
方志敏也学习做生意。由于敌人实行经济封锁，如食盐、西药等，根据地都异常缺乏。方志敏召开商人座谈会，问怎么办？商人告诉他：唯一的办法是向白区要，开展区外（白区）贸易。在方志敏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赣东北根据地从省到县都设立了区外贸易部门。由于我税率合理，商人愿意和我做买卖，赣东北根据地的区外贸易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随着武装割据的扩大，根据地内的小圩镇和县城多起来了，又一个新的问题——工农政权的城市政策——摆在方志敏面前。1928年，弋阳县农民攻占了县城，将大小商人的财产没收一空，弄得整个县城没有了买卖，居民很有意见。1930年5月，赣东北红军攻占了景德镇，部队进城以后，在打倒资产阶级的口号下，将市内的大中小资本家一概打倒、赶跑，结果工厂关闭，工人失业。方志敏从中认识到，硬搬消灭资产阶级的教条是不行的，工农政府对资产阶级要有适当的政策，否则我们在城市就站不住脚。后来，方志敏就把资本家分成大、中、小三类，对大资本家强制罚款，中等的资本家动员捐献，小资本家实行保护。同时，对大、中、小资本家的税收亦区别对待。这些城市政策虽然不尽科学和不很成熟，但在赣东北根据地贯彻执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30年12月，赣东北红军攻占江西四大名镇之一的铅山河口镇，由于事先已进行了城市政策教育，部队进城后，秩序井然，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就是对河口镇最大的资本家朱大昌，也没有采取没收政策。朱大昌深为感动，自动筹集了十万银元捐献给工农政府。
为了建设好赣东北根据地，方志敏就是这样以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顽强地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使自己成了一个多才多艺的领导者。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中国工农运动作出的贡献，1931年，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授予他勋章一枚。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方志敏常说：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做人，要光明磊落；做事，要实事求是。确实，他的一生，是努力坚持我党实事求是原则的一生。
随着根据地区域的扩大，赣东北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打通后，我们发现，赣东北的土地法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土地法不一样。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土地法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个规定与赣东北的土地法发生了冲突。因为自1927年暴动胜利后，赣东北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的联系几乎中断，所以赣东北根据地一直实行着自己的一套政策，土地分配的方法是：没收地主土地后，地主仍然可分得一份人口田，富农和其他农民一样分田。赣东北的老土地法，对稳定地主、富农的情绪、巩固根据地起了积极作用。如继续执行这个土地法，违反了上级规定；执行上级的土地法，就有可能引起大批地、富加剧反对工农政权。问题尖锐地摆在方志敏面前，怎么办呢？他为此曾主持过几次会议专门讨论。他在会上说：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消灭富农的政策，搞得不好，会引起他们的更大反抗。我的意见，执行上级指示也要实事求是，我们原来的土地法，既然这么多年没出什么问题，那就说明在我们这里是正确的，就可以实行下去。
后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代表曾洪易到了赣东北根据地，认为方志敏同志的作法是“富农路线”，强令修改土地法。为此，大批地、富逃出根据地，出现了“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严重局面。方志敏毅然站出来说话，要求实事求是地评价赣东北原来的土地法，实事求是地执行上级的土地法，否则，后果会更严重。谁知，曾洪易根本不理，使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和农业生产都受到损失。
1932年，在曾洪易的直接操纵下，赣东北根据地内惨痛的肃反开始了。在此以前，曾洪易已改组了赣东北省委，将一些和方志敏同志同生死、共患难、革命立场坚定的同志排挤出了省委的领导核心，方志敏处在异常艰难的逆境之中。曾洪易还不甘心，又以肃反为名，大抓“AB”团，使很多坚决的、不听从他们的错误意见的同志无辜被害。肃反一开始，方志敏就提出，根据地内有反革命，但不会那样多，肃反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要疑神疑鬼，要有确凿的证据，不要只凭口控捉人，乱控乱捉，牵连无辜。但是，曾洪易等人根本就不理方志敏这些忠告，一意孤行，疯狂推行他的肃反扩大化政策。
肃反运动中，方志敏亲自干预，保护了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骨干。但是，仍然有一大批无辜同志被杀害了。在对待吴先民同志的问题上，方志敏与曾洪易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吴先民是赣东北党的创始人之一，为革命事业做出过很大的贡献，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可是，曾洪易只凭一个所谓“AB”团嫌疑犯的口供，就确定吴先民同志是“AB”团，是“改组派”，要将吴先民杀害。方志敏当即严肃地指出，吴先民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忠实党员，不可能是“改组派”。为此，曾洪易竟大施淫威，将方志敏隔离，强迫他写检讨，并扬言说：谁为“AB”团分子辩护，谁就有“AB”团的嫌疑。方志敏并没被吓倒，他冒着被打成“AB”团，甚至杀头的危险，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仍旧为一些被错打成“AB”团的同志说话，保护了一大批革命同志，为革命保存了力量。
方志敏也有犯错误的时候。但他能以高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地修正错误。
1931年，根据地各项建设胜利发展的时候，方志敏主持省工农政府通过了一项决议：取消各圩镇的赶集活动。后来，方志敏下乡检查工作时，发现群众普遍对此有意见。当时根据地的消费合作社，尚不普遍。有的群众为了买一点必需的生活用品，往往要跑很远的路，花更多的时间，既耽误生产，又不方便生活。方志敏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因而迅速宣布撤消了原来的错误决定，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有个老先生高兴地说：实事求是，知错就改，此共产党得民心之道也。
坚贞不屈的凛然大义
1934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危急关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方志敏同志为首组织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先遣队的北上行动在皖南遭到严重失败。1935年1月底，方志敏及其所率领的零散部队被敌人包围在赣浙皖边境的陇首山上，方志敏同志终于不幸被捕了。他身陷囹圄，仍然志坚如钢。1935年5月，他在敌人的监狱里写下了题为《死——共产主义者的殉道者的记述》的铿锵有力的诗句：“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6月，方志敏意识到敌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在临难前，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坚贞节操。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方志敏说出了“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你法西斯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他悲壮激昂地说：在法西斯匪徒们拿枪向我们的头颅胸膛发射，或持刀向我们头上砍下之前，我们将用最大的阶级愤怒高呼：“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