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略论调整方针的深远意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
——略论调整方针的深远意义
刘国光
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必然引起高积累，结果带来低效率和低消费，严重延缓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我国经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走的正是这样一条崎岖的道路。为了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左”的错误，在当前的经济调整中，在今后的四化建设中，我们必须认清我国的国情，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建设规模不可过大，积累率不可过高，要把经济的发展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重视质量和效果，主要依靠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努力提高微观的和宏观的经济效果，在把微观经济搞活的同时，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计划指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采取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以来，我们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农业生产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工业生产在能源没有多少增长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轻工业生产增长得比较快。市场供应也是比较好的。绝大多数农民和城市大多数职工的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这样好的经济形势，是多年来少见的。但是不能不看到，在这种很好的经济形势下面，潜伏着一种危险，就是财政上出现大量赤字，货币发行量过多，引起物价上涨。最近，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经济形势进行了全面的估量，认为如果不对这种潜伏的危险采取断然措施，三中全会以来城乡人民在经济上得到的好处就会失掉。因此决定实行进一步的认真的调整，要求从现在起，各级党委和政府，各个财经部门，都要把主要精力转到调整方面，以调整为中心做好各项工作。
当前的经济调整，主要是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紧缩各项行政费用，某些该退的方面退够，以便尽快地消灭财政赤字，控制货币发行，稳定市场物价，使国民经济摆脱潜在的危险。同时，其他方面，主要是农业、轻工业、能源、交通的建设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还要尽可能地继续发展。因此，这次调整是一个有进有退的积极的方针，暂时的局部的后退是为了使整个国民经济从被动转为主动，使我们能够站稳脚跟，稳步前进。
实行进一步的调整，不但对克服当前潜在的危险来说是必要的，而且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就是使我们的经济工作从根本上摆脱“左”的错误思想和做法的束缚，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的经济工作中存在着“左”的错误。当然，这不是说，过去的经济工作没有正确的东西。我们的成就还是不小的。如果不是由于“左”的错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然会发挥得好得多，我们取得的成就会大得多。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存在于许多方面，就经济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来说，主要是脱离实际，盲目追求和轻率提出难以达到的发展目标，各项工作围绕着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和口号转，使经济发展陷入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可以说，我们的经济过去走的是一条“两高两低”的崎岖道路，这就是“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国民经济在这条路子上蹒跚前进，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不少的损失，严重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过去，我们强调高速度发展经济，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都希望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现代化的富强国家。但是，经济发展速度不决定于主观愿望。由于我们提出的目标和口号往往不切实际，计划安排的速度指标往往超过了客观可能，结果欲速不达，使实际取得的速度显著低于客观条件允许达到的速度。例如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超英赶美”的口号下，本想来一个大跃进，但结果与我们的愿望相反，整个“二五”期间国民收入不但没有高速增长，反而有所下降，就是一个欲快反慢的例子。
不顾客观可能片面追求“高速度”，必然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引起“高积累”。为了保证高速度的指标，特别是“以钢为纲”的重工业高指标，就要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基建规模扩大了，又要提高钢煤电等重工业指标，这样面多加水，水多加面，投资规模越加越大，摊子越铺越多，积累率就不能不大大提高。“大跃进”时期曾经提到30％—40％以上，七十年代也长期处在30％以上，甚至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又进一步提高到36．6％。这都大大超过了国家力量和人民生活所能承受的程度。
这样的“高速度”、“高积累”必然带来“低效率”。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等数量指标的做法，使生产的增长基本上是靠增人、增投资、增投料这样一种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方式，而忽视了生产发展的内涵因素即提高效率方面。基本建设热衷于铺新摊子，造成战线过长，长期形不成新的生产能力，新建工程建成后又投不了产，而老企业的原有能力却不能得到及时的更新改造和充分利用。生产中的低质量、高消耗、高成本，流通中的周转慢、积压多、资金占用量大，等等，都是低效率的表现。经济效果下降的结果，现在两元钱办的事只相当于过去一元钱，建设工期比过去延长了一倍，由于单位产值提供的税利减少，财政收入每年比过去少收几百亿元，由于单位产值占用流动资金的增大，现在比过去多占用几百亿元。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为“高速度”、“高积累”付出的代价。
一面是“高指标”、“高积累”，一面又是“低效率”，那么我们过去的经济生活是靠什么支撑的呢？只能是靠紧缩人民消费维持下来的。二十多年来我国人民消费水平长期没有多少增长，欠账甚多，以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虽然党和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但是多年积下的欠账仍然不能一下子还清，还需要经过今后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来逐步解决。
上述“左”的错误，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主要错误，是代价重大的错误。当然，在不同时期，这种错误的表现形式和程度是不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尽管经济工作中也有过一些缺陷，主要是积累搞多了一点，重工业搞多了一点，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也有注意不够的地方，但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比较健康的。突出的错误是在“大跃进”时期。在这个时期，那种“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左”的错误做法得到了集中的恶性的表现。这个错误虽然经过六十年代上半期的调整，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纠正，但是由于没有从思想认识上认真总结，没有从根本上肃清凭主观愿望规定发展速度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以致每当形势有所好转，就要折腾，重走类似“大跃进”的老路。1970年以来，当“四人帮”横行之际，又搞什么“新的跃进”，几次搞了高指标、高积累，造成忽上忽下，比例严重失调，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我们对十年浩劫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又没有来得及清理过去经济工作中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还是急于求成，走过去的老路，又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过高的目标和口号，把本来已经超过国力负担的基本建设规模又大为扩大，使本来已经失调的比例关系更加失调。在中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后，不少同志仍囿于过去“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对经济调整的方针认识既不充分，执行也不得力，在采取了提高城乡人民消费水平的措施的同时，却没有把基本建设的总规模相应地退下来，以致造成用于积累和消费的需求总额大大超过可供使用的国民收入，国家财政开支大大超过了财政收入。这就是当前经济形势中潜伏着危险的背景。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比例失调说明：虽然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整个社会再生产可以处于社会的自觉组织和有计划的指导之下（尽管还不完善），但是，如果我们的计划指导不符合客观实际，严重违反客观规律，无视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客观联系，削弱乃至放弃综合平衡工作，国民经济就会发生比例失调的危机。
我国经济工作之所以长期未能摆脱“左”的错误，从根本上说，同我们的指导思想没有从客观实际出发，同我们对我国基本国情没有清醒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基本国情是什么？我国是一个拥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大国，经济文化水平很低、底子很薄，1979年每人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53美元，在世界一百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中居于一百位以后的地位。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水平低、底子薄的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个相当长
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决不能急于求成，指望一下子
出现什么奇迹。过去我们没有认识清楚我国的这个基本国情，以致老是犯急性病，欲速而不达。直到现在，真正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是不多的。为了从根本上摆脱“左”的一套的束缚，在当前的经济调整中，在今后的四化建设中，我们必须加深对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把我们的指导思想，真正统一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和其他客观规律办事这一点上来，并且通过认真贯彻经济调整的方针，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
首先，在发展目标和发展速度上，我们今后决不可再提出不切实际的预言和口号，提出不能实现的指标，而要量力而行，脚踏实地，循序渐进。要在摸清国情国力的基础上制定我们的计划。党中央提出，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使我国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这是切实可行的目标，达到了这一步，我们才有可能进而向更高程度的现代化前进。
其次，在建设规模和积累率上，我们今后决不可再搞超过我国国力和人民负担能力的过大建设和过高积累，而要把经济的发展与不断地逐步地改善我国十亿人口的生活结合起来，适当安排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党中央提出要把积累率降到25％左右，这是我们应当通过经济调整逐步实现的。
再次，在发展的方式上，我们今后决不可再搞单纯追求数量指标，光靠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增加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等等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发展生产，而要重视质量和效果，主要依靠现有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用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能源原材料等等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来发展生产，并且不断改进产品的质量和品种，力求适销对路，以节约资金，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微观的和宏观的经济效果。
在经济发展上摆脱“左”的一套思想和做法的束缚，走出一条新的路子，当然不只是以上几条。我们还要在产业结构方面改变过去那种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全面地适当地安排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以及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事业的关系。在管理体制方面，要改变过去那种过分集中和吃大锅饭的弊病，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物质利益关系，在把微观经济搞活的同时，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计划指导。总之，只要我们科学地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真正肃清“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通过当前的调整和改革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途是极其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