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于生活的土壤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扎根于生活的土壤
高晓声
提要：作家对生活的看法由多种因素构成，不要用简单化了的观点去观察生活；作家除了要善于发现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含义之外，还要把生活归结为各种各样的人的活动，认真熟悉各种人物；作家要有一个比较固定的、长期的生活基地，同时又要不断扩大自己的生活视野，加强科学知识的修养。
文学作品，关键是写人，就要抓住人。而“人”这个题目是很大的。没有人就没有社会，没有人就没有知识，社会上的一切知识都是人创造的。作为一个作家，最好能掌握人类创造的一切科学知识，才能理解社会生活的丰富多采，理解人和事的复杂纷繁。然而个人的能量有限，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但至少应该努力扩大自己的知识修养。
一个人，一个作家，对生活的看法，即观点，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呢？
我以为因素很多，有政治的因素，有哲学的因素，有心理学的因素，有伦理学的因素，有经济学的因素，有美学的因素，有历史的、民族的因素，有地方风俗习惯的因素，有家庭的、个人气质的因素，还有自然科学的因素，这种种因素构成了作家的观点。作家在生活里面发现创作材料，发现“人物”，是由他掌握的各种科学知识的程度决定的。知识面越广，思想的能力就越强，见解就越深，越可以多方面发现创作的题材，写出来的人物形象就越厚实。
我们过去那么多年，把作家形成观点的因素简单化了，把别的因素都排除掉，就剩下一个政治因素，多因素变成了单因素。作家对生活本应有的多方面因素的观点，变成了单一的政治因素观点，而政治观点当然是应该统一的。
作家用这种简化了的观点去观察生活，生活的范畴就被政治划了框框。生活和政治等同起来了。作家看到的生活中的人物，也简单地成为政治的化身。于是，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刻画的人物越来越干枯，以至变成了一个模式。实际上生活并不是这样，人并不如此，即使是从事政治工作多年的政治家，他的观点也绝不是单一的政治因素构成的。实际上，作家观察生活的观点，应该是多种因素的。
当然，构成观点的种种因素之间，并不是孤立的，既互相推动，又互相制约，例如政治推动经济，又受经济的制约，但不能说政治就是经济。所以，创作的路子本来就是宽阔的，不能把反映生活简单地看成反映政治，尽管政治重要，也只能是生活的一个方面。比如说，写一个人怎么聪明，怎么智慧，怎么勤奋，怎么爱，怎么做一个正直的人，都不能简单地和政治划等号。文学作品是写人的，写作对象的精神面貌、思想感情，也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搞创作的人，自己把自己的观点简单化了，看待生活里的人物思想感情，也必然简单化。复杂了就不能理解，就只能把人物写成一种传声筒。
我搞创作有这么一个体会，就是离开生活没办法创作。离开了生活，实际上就是离开了人，因为文学是写人的。人是生活的主人，没有人就没有生活，你不理解生活，就不理解人。不写人物性格，不写典型环境，不写典型细节，只是写情绪、意境、意念，严格讲来，这还是生活，还是生活的反映。你写的情绪、意境、意念是什么？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情绪、人的意境、人的意念，都没有离开人。
把生活变成作品，有一个从客观到主观，然后再到客观的过程。生活本身是客观的，但是，在这些客观中汲取什么东西，变成作品，这就不是客观的了，而是转化成主观的东西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客观的东西就不会变成我的作品。我写出来的东西，又变成了客观的东西，这个客观是不是符合生活的真实，由读者来鉴定。如果读者认为是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就说明我没有歪曲它，我的主客观之间的反映是正确的。如果说，我写的不行，原来的生活不是这个样子，那就说明我的反映是不正确的。这就是说，作家的观点在创作上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生活是源泉，观点是主导。没有观点，生活碰坏了你的鼻子，你也不晓得可以写入作品。作家有了观点，才能发现生活的含义，而发现了生活含义，又会丰富和发展作家的观点。观点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不是现成的框框，不能削生活的足适观点的履，而要让观点的足适生活的履。如果能这样认识生活和观点的关系，似乎就好办了。但往往不是如此，我们都缺少这种思想能力，缺乏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因此，我们反映的生活面狭窄，写的人物单薄。例如，不懂得经济学，不懂得心理学，不懂得哲学。可是生活里面却大量地存在着这方面的现象，能发现它吗？能分析它吗？仅靠熟悉的政治，没办法发现它的含义，更想不到要去写它，以至于老是觉得生活十分平淡，没有什么可写。其实生活大家都有，范围有不同，底子有厚薄，认为无可写者，关键在于自己不善于发现它的含义。
我们搞创作的人，熟悉生活的方法，跟一般做社会调查的人是不同的。一般搞社会调查，可以通过一件事情，或者调查一个单位各方面的情况，据此马上就可以提出经验、教训、问题，就是说，可以从一个单独的事件或单位做出结论。我们则不是。我们的作品是要写人的。我们到生活中去了解社会，了解生活，应该抓住人这根线索，而不应该抓事件的线索。一件事情，可以牵扯到许多人，为了要弄清这件事情，所牵扯到的人，都可以一个个地去访问，访问的目的，是为了弄清这个事情。当所有的人访问完，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就算结束。但对所有的人却并没真正的了解，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性格，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表现，都不用摸清楚，这样的体验生活，对于创作的人来说，就不行了。人的性格，不是通过一件事情就能表现清楚的，他要通过一系列的事情，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你要跟着这个人走一个长时期，熟悉了他的一连串情况才能把握到他的性格。这就是搞创作和搞一般社会调查的区别。因此，要有一个比较固定的，长期的生活基地。一定要有这个生活的基地，在这个基地里才能熟悉人，熟悉各种各样的人。
我们创作工作需要了解的“人”，首先不是群体，恰恰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人，而不是说工人阶级是什么样子的，农民是什么样子的，偏偏不是这个东西，而是张三是什么样子，李四是什么样子。文学作品能够通过人物性格反映出社会面貌来，是因为人的灵魂本来就是一定社会生活的综合性产物，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有什么样的灵魂。这本是一个常识问题。可是，在文学创作中却往往违反了这个常识，作家喜欢把他的人物灵魂拔高，要么是百分之百的超人，要么就是百分之百的坏蛋。不加分析把许多人身上的优缺点或善和恶，集中到一个人物身上，这就取消了人物灵魂中固有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恰恰正是社会生活矛盾的反映，一旦灵魂中的矛盾取消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也就取消了。所以，这种歪曲灵魂的做法，也就歪曲了社会生活。这里也反映出文学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的关系，没有生活的真实，就不会有文学的真实。
现实生活中的几个，几十个，上百个人物，如果真正活到作家的脑子里去了，作家常常会把他们进行比较，而使他们各自的性格有更明显的区别。
作家脑子里有了许多活生生的人物之后，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写进小说的。有些可以写小说，有些就会觉得没办法写小说。
此外，作家在生活当中，的确有一个态度问题。我认为一个作家，对于周围的人，应该象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一样，很细小的事情都加以关心，应该考虑到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这样下去行不行？光做一个旁观者，不大容易去了解人，不大容易去关心人，不大容易去想到人家的命运。这样也就不大容易在你的作品里写出人家的命运。
对社会生活，也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们常常有这种说法，把创作划分为工厂题材，农村题材，军事题材……，好象写农村的就是写农村，写工厂的就是写工厂，除此以外都可以不管似的，写农民的可以不管工人，写工人的，可以不了解农民，写知识分子的，可以不了解工人、农民……这个不科学。社会本来是互相联系着的整体，本来不是割裂的，为什么到了写起作品来就分割了呢？真正要了解工人的生活，真正要了解农民的生活，你就得全面了解一下，这样才有个比较。比较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没有比较就很难认识世界。如果老是在这一个圈子里面，虽然你很熟悉他们，但你并没有真正的、更深入的熟悉他们。你有“一比”，拿工人和农民一比，就会晓得，工人是这么个样子，因为他们和农民是有那么大的不同。所以，这就要扩大视野，有了比较，才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通过比较，发现区别。你会联想到把这些人的位置进行交换，会发生很奇妙的现象。比如说，象住高级招待所，这是一个位置，把领导干部放到这个位置上，就没什么好写的，很一般。但是，把一个农民放在这个位置上，就不一样了。这实际上是把农民和干部交换了一下位置，同样的环境，把人交换了一下位置，就出现了异特的景象。从这一点意义上说，有很多的东西，可以交换，这就是把人物放在特殊环境去表现出他的特殊性格。要把城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都看成统一的，互相联系着的整体，而不要把它割裂开来，变成一爿一爿支离破碎的东西，才能更加认识社会，更加认识人。农民老是在农村里，工人老是在工厂里，知识分子老是在科研文教部门，干部老是在机关里，你就没有比较，面太狭窄了。过去，有些城市的姑娘到农村去了，这些姑娘跟农村姑娘比较，如果说在城市环境当中，他们是看不起农村姑娘的，认为农村姑娘什么都不懂；但是位置交换了，让城市姑娘到农村去了，他们也什么都不懂了，农村姑娘又笑话他们了，这不是很奇怪么？可是这“奇怪”却引起作家们许多巧妙的构思哪！
文学上的技巧，有很多是生活帮助解决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巧问题，这不是说没有单纯的技巧，但有很多是属于生活本身帮你解决的。特别是构思，很多都是生活帮你解决的。生活本身有许多东西，看来很平常，有时你没注意到，或者注意了并不曾十分留心，但在创作过程中，有时你没办法写下去了，苦思冥想，突然一个过去生活里面发生的情节跳了出来，就帮你解决了，而且解决得很好。（高尔基和鲁迅都讲过这个问题。）
写农村生活究竟有没有意义？我以为是有的。也有人说没意思。写了农民不去看，城市的人不要看，有什么意思？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倒应该解决一下。农民究竟是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你是谁，英雄也好，狗熊也好，无不受农民的影响，无不被农民所包围。皇帝也没办法，上帝也没办法，他给你烧一炷香，也左右了你的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去理解农民；离开了他们，你也前进不了。你只有研究他们，看看他们身上有哪些积极因素，哪些因袭的负担，然后抑浊扬清，同着他们一道前进。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不肯走，你能走吗？不管怎么样，在我们这样特定的国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要关心农民的成长，对农民应该做启蒙工作，应该付出劳动，而且应该是巨大的劳动。
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文学为人民服务，这里边也包括农民，这叫服务论。一种主张文学表现自己。我看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因为事实上，没有哪一个作家的作品不是表现自己的。但是这个“自己”，也是社会的人，也是代表了哪一种人的。文学创作是有这么一个特点，所以，不许自我表现，这是说不通的。但是，你在表现自己的时候呢，应该想到你自己是属于一定阶层的，你决逃不掉的。那么，不熟悉农民，要你去表现农民，这不可能。但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那么多的农民缺乏文化，八亿农民没有几个能够用文学来表现自己，他们如果有足够的人能够担当这个任务，我看比知识分子代他们表现好得多，自然就用不到知识分子去表现他们了。但是现在他们中间极少这样的人，那么，其他阶层的作家，就应该明白自己和农民的关系，应该明白农民同整个社会的关系，主动地去做好启蒙工作，这是历史的要求，责无旁贷。
作家们熟悉了农民之后，表现自己和表现农民，也就统一了，而不会对立了。有些国家，他们的农民比较少，他们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之间，生活习惯和知识水平的差别，没有我们这样大，他们都可以在自己的队伍里找到足够表现自己阶层的作家，因此，他们就不存在“你为他服务”的问题。不能拿外国的情况和我们相类比，从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的确要讲这个为农民服务的问题。
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不要怪农民不看，因为写农民，给农民看，首先就要使农民相信这是真的。他们最了解自己，你虽然写了他们，但如果发现是假的，他当然不看了，这不能怪他们。第二，你也不能马马虎虎。农民虽然文化水平低，欣赏水平可不低。中国有那么多年的历史，流传在民间的是什么？是《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是许许多多千载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你要马虎行吗？还是要花点力气，他们才看得上眼。
（注：《文艺研究》1981年第1期发表了四篇谈文艺与生活的文章，本文是其中的一篇。转载时本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