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与生活的两个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艺术杂谈

关于文艺与生活的两个问题
李玉铭 韩志君
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真正富有艺术生命力，就应该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可能，努力去深入生活，深刻地理解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塑造出多种多样的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从而对生活正确地作出政治的、道德的和美学的评价。因此，同人民的生活保持血肉联系，是作家们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所有的同志看法都一致。在这里仅就文艺界议论较多的两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第一，关于“写自己熟悉的”。有的同志片面地理解了“写自己熟悉的”这个口号，用它来作为无需深入生活的理由。“写自己熟悉的”这个口号本身并不错，因为作家只有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才能得心应手，才能有真情实感，才能打动人、教育人，使读者心灵的门窗为之洞开。硬要作家去写不熟悉的东西，是违反艺术规律的。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上，我们再也不能去干那种对作家强迫命令、横加干涉的蠢事了，必须保证他们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熟悉和不熟悉是对立的统一，硬要在这两者之间划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是违背辩证法的。首先，生活本身是发展的，因而常常会使过去曾经熟悉的生活变得不那么熟悉，甚至陌生起来。其次，作家的生活视野是有限的，同时又是不断扩大的，因而常常会有过去不熟悉甚至陌生的东西逐渐变得熟悉起来。周立波同志在谈到《暴风骤雨》的创作时曾经说过：“初到东北，对于那里的农民和他们的生活是不熟悉的。”但是由于亲身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他不仅对“东北农村的生活比较地熟悉了”，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成功地写出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这就足以说明，熟悉常常是从不熟悉发展而来的。我们的作家固然应当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在进入创作过程的时候，不能硬着头皮去为“无米之炊”，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努力去熟悉自己应当熟悉但暂时还不熟悉的生活，不断开拓生活的领域，扩大自己的视野，把艺术的触角伸到生活的深处去。特别是在当前的四化建设中，我国的广大城市、农村，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革，人们的精神面貌、思想方式和活动方式都在发生新的变化，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过去所不熟悉的。我们有责任尽快地熟悉并努力反映这些新的变革和新的变化，使文艺迅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把“写自己熟悉的”片面理解为熟悉什么就写什么，并且用它来排斥深入生活，那就不足取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非要把“写自己熟悉的”当作一个错误的口号来加以纠正，而是认为必须给它以科学的、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解释，使它更正确、更完整，从而有效地指导我们的艺术实践。
第二，关于“距离说”。有的同志在批判了过去所谓“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画中心”和林彪、“四人帮”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绝对化的谬论以后，提出了“距离说”，即认为文艺创作要同生活的发展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毋庸置疑，作家对于生活要有一个认识、思索和咀嚼的过程。有些生活现象，特别是生活中某些重大的过去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常常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思索，并且只有当它们所产生的结果逐渐在生活中显露出来的时候，才能认识清楚。因此，有些作家在描写这些生活现象的时候，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才动笔，这完全是正常的。此外，由于作家的生活阅历和兴趣等方面的不同，因而有人可能偏重于描写历史题材或者已经过去的生活和斗争，有人则可能以表现科学幻想和神话、理想中的世界见长，这也是允许的。但是，如果因此就说文艺创作必须同生活的发展保持一定距离，那就不妥了。历史上众多的有成就的作家，总是密切注视着现实生活的发展，紧紧把握着时代的脉搏的。高尔基的《母亲》在1905年革命失败的第二年便问世了，它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的无产者形象，被列宁称赞为“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等，也都是在现实生活的洪波巨流中应运而生的。因此，文艺创作必须同现实生活的发展保持一定距离的说法，不仅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我们今天的作家不但不应当同生活的发展保持距离，而且应当在有了距离的时候努力缩短这个距离，始终不渝地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和我们沸腾的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
作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学习，不仅要认真阅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类“小书”，而且要努力读好社会生活这本“大书”，象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要从这本“生活的大书里扯下几页来”，巧妙地缝合在一起，奉献给人民，以回应时代的呼唤！